提到中国田径体育，马俊仁和他所带领的马家军是不能不提的名字。作家赵瑜也曾经推出过一部名为《马家军调查》的报告文学，其中的第14章名叫《药魔重创马家军》。17年间，这本书的发行版本始终没有该章节，但是现在，这一章节的内容得以曝光，多位运动员和队医爆料，称马俊仁强迫选手们服用兴奋剂，并亲自上阵为运动员打针，甚至还说出了“我这里手指头动一动，多推点少推点，你们要吃多大的亏”这类近似威胁的话。
“马家军姑娘们被罪恶的药魔深深地伤害”，赵瑜以这句惊人的话开篇，表示先后有“王军霞、张林丽、刘东、刘莉、张丽荣、马宁宁、王晓霞、吕亿、吕欧、王媛等老队员”、“在马家军任教不到半年的年轻教练李卫民先生”和“队医张琦女士”都反映过有关于兴奋剂的问题。
运动员们表示：“早些年我们在体校训练，并没有服用过那些药，那时候只听说过兴奋剂这个词儿，据说国外运动员用的贼多。大概是八八年、八九年吧，就知道国内也有运动员开始用了，全国各地都有辽宁的队友，她们回来说，有利无害就能用，老多队伍都在用，不用不好使。我们心里就觉得人家都在用，咱们再练不也是白练吗？觉得太不公平，心里特恨别人使用兴奋剂。赶后来，选拔到马指导这个组，没来前儿就听说这个组用药比较多。我们年龄小，为了出成绩，又不懂什么危害，就跟着用。”
对于当时使用的兴奋剂，运动员们回忆说：“头几年，马导也没整来什么好药，就是大力补啦那些个玩意儿，数量也不多，效果并不明显。那东西负作用可不小。到了九一年以后吧，马导手上的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高级，有口服的，也有针剂，那阵子查的也不紧，就大量地用。往后长大点儿了，知道这些药挺害人的，尤其对女孩子危害更大，好些队员说话声音越来越粗，大多数队员还得了肝病，有时疼的不能训练，睡不着觉，就产生了抵触情绪，只要马导不监督，一部分队员就把口服的药偷偷扔掉，不吃，但马导打针还是躲不过去。再往后就麻木了，出不了成绩，马导又打又骂的，还不如瞎用呢。平时打针发药都是正常程序，咱组可用老了，提回来一提兜一提兜的，稀里糊涂过日子。”
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兴奋剂的副作用逐渐显现，而且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选手们的身体发生了变化：“到了1992年以后，情况发展到痛苦阶段，队友的身体都变化了，说话嗓子老粗，有的也不来例假了。肝病越来越多，各种毛病都出来了，又听说往后可能不会生孩子，或者生畸型儿，笑话我们的人越来越多，别说没有男朋友，有男朋友人家也动摇了，咱心里难过的要死要活的。兴奋剂就像一块大石头，整天压在心头，憋的人喘不过气来，觉得没人理解我们这些苦孩子。马导变态上火，我们也快变态了神经了，大伙儿都到了崩溃的边缘！有时候又想，吃就吃！猛吃猛跑，哪天突然死在跑道上算了！”
马家军的神话开始于1993年，那时中国运动员还从来没有在世界田径大赛上夺得过任何一次冠军。对于当时的情况，队员们表示：“1993年那年刚出了成绩，马上有不少人要回家不干，倒不是不想挣钱出成绩，主要是不想再吃药，再干下去，还得吃那些害人玩意儿，可是不吃又不好使，真跑不动。一九九三年荣誉那么高，还觉得这事关系到国家利益，有委屈搁在心里头，哪敢对人说？结果，飞行药检一来，虽然没有查出什么，但对咱组队员的情绪影响可不小。广岛亚运会前躲检药，那是第三次飞行检查，我们像贼一样从火车上下来，躲到八一队，那次真挺悬的。马导这时候也发慌，总跟我们说，查出谁来谁自己负责，他和组织上都不负这个责任。这不是坑人吗？大伙儿就寒了心。这样坚持了不到一年，突然听说游泳队出事，大面积给查出来，一下子给我们吓懵了，心想这下可完了，多高明的药都能查出来呀。”
当时队员们想出的办法就是集体辞退，但是由于“组织上一直做工作，好些事情也没解决”，她们“想退退不下来”，只能继续参加比赛。“没有马导逼着”的她们开始不再依赖于兴奋剂，可是随之而来的就是成绩一落千丈，“这样就发生了败在北京的事。那是头一次不用药参赛，打马拉松接力，谁也跑不动，两条腿那个沉呀！输到第五名。输到底我们也不吃！接着到五月份，去太原参加全国锦标赛，输的更彻底，不用药都不会跑了。干脆全军覆没拉倒！王军霞坚持跑完五千，接着一万就不想跑了。舆论界不明白队里的内幕，光说我们离开马导不行啦，背叛了老师啦，给国家造成了损失啦，谁能想到我们的更大痛苦呢？”
兴奋剂给运动员们造成的心理创伤更是难以平复，有一次，王军霞回到家中，对父亲母亲沉痛交底，她说，由于大量用药，将来担心我们这群苦孩子不能为爹妈生孩子。如果真的不能生育，我就去领养孤儿，不知道大连有没有孤儿院？我退役后领养五个八个， 十几个也没关系。我养活他们，抚养他们长大后上大学，他们都是我爸妈的好孩子。
谈及当时“打针”的情形，运动员们说：“他谁也不会相信，几年来都是他亲自打，使用那种一次性的针管。他总跟我们夸，说这种药是好东西，太好使了，他指的是EPO，他说谁要不听话，跟我耍小心眼子，那吃亏的可是你们，我这里手指头动一动，多推点少推点，你们要吃多大的亏？”
年轻教练李卫民回忆说，因为自己的妻子“学医，搞药理，懂得这些东西，也有点路子”，马俊仁才选中了他。“老马要打针，我的队员也到他宿舍去，他有意不让我看，避开我，这倒不是要对我保密，而是怕我说他用量偏心眼儿，回来我一问，小队员说果然是这么回事，他给我的队员两人合打一支，一人打一半，给他的队员一人打一支，怕我有意见。那时候他也在摸索，我们都没经验，结果那次效果相反，他给队员打过量了，反而跑不动，有的高烧不退，临到出国还跑不上去，只好临时换人。运动员们的用量，都是那么摸索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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