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杨的那块金牌 至少有5层含义

　　金牌是个好东西，国家、民众、商人的看法都大同小异，强调“全民健身”、“重在参与”一点也不错，但将这些和“更快更高更强”对立起来，则并无太多道理——的确，不论过去或现在，都有一些国家、地区奥运会上夺金牌如探囊取物，全民体育却乏善可陈，这种状况当然应该扭转。

　　里约奥运开幕首日，中国队一金未得，直到第二个比赛日才由张梦雪在女子十米气手枪比赛中斩获首金。这是2000年悉尼奥运以来第一次，一些人对此颇有怅然之色。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过于浓厚的金牌情结并不可取，中国体育必须走出“锦标主义”和“举国体制”，将全民健身放在首位。

　　争辩双方均把“奥运精神”当作自己的论据，而指对方论点与“奥运精神”相悖。

　　实际上“奥运精神”一如奥运的五环标志，是五色斑斓、丰富多彩的，既强调“更快更高更强”，也提倡“重要的在于参与”，正因如此，各国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金牌情结”或“奖牌情结”，但动机和表现方式则各不相同。

　　持“炫耀国力式”这种金牌、奖牌情结的国家，往往将奥林匹克竞技场当作“不流血的战场”，将奥运会上的金牌、奖牌之争，当成文明模式下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治理模式之争，认为惟有在奥运奖牌榜上名列前茅甚至独占鳌头，才能体现自己的强大，或自己所坚持制度、理念的优越性，才能震慑潜在对手。

　　如1936年时的纳粹德国，就将当年举办的柏林奥运会当作展现自身实力和纳粹制度“优越性”的舞台，以及体现“日耳曼至上”理论“正确性”的演示场。

　　正因如此，希特勒才会在赛前放出“德国人将包揽全部金牌”的狂言，也正因如此，当美国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一人夺得4枚田径金牌时，希特勒才当众失态——正所谓“成也金牌，败也金牌”，德国队33金、26银、30铜，奖牌总数89枚（金牌和奖牌分别超出列第二的美国11枚、30枚）的成绩，让纳粹和希特勒得以大肆吹嘘，但欧文斯划时代的表现却让“日耳曼至上”的谬论不攻自破。

　　冷战期间苏、美同样将奥运奖牌榜当作“和平竞赛”的“没有硝烟的战场”，两大阵营都在不同程度上将奥运金牌榜之争视作“社会制度优越性之争”，并且为在金牌、奖牌之争中占得上风不惜一切代价。

　　其中又以在“和平竞赛”中处于下风的苏联东欧集团更甚，苏联人率先将“举国体制”发挥到极致，锻造出多个项目的“金牌工厂”，而当时的东德更为了在金牌榜、奖牌榜上压倒西德而绞尽脑汁，不仅在重点竞技项目上不惜玩“田忌赛马”的把戏，放弃投资大、见效慢、奖牌数少的大球类、集体类项目，重点攻投资少、奖牌数多的个人项目和冷门项目，甚至不惜玩“集体嗑药”的极端手段。

　　在一些项目上，苏联东欧集团利用当时奥运“只允许业余选手参加”的规则漏洞，大搞“专业打业余”的“不对称玩法”，同样是“炫耀国力式”金牌、奖牌情结的极端体现。

　　2、振奋民气式的金牌情结

　　持“振奋民气式”这种金牌、奖牌情结的国家往往正处于发展进程的节点，希望借奥运金牌、奖牌榜上的出色表现振奋民气，推动国家的复兴或发展。

　　如1964年的日本，就曾借助主办奥运的契机，以及日本代表队在奖牌榜上的出色表现（16金、5银、8铜，29枚奖牌，列金牌总数地3，奖牌总数第4），向日本全国及全世界宣告战后日本已成功摆脱了“战败综合症”，步入经济、社会发展快车道。

　　1988年韩国也曾用同样的手段，借汉城奥运的奖牌榜（12金、10银、11铜，33枚奖牌，列金牌总数第4、奖牌总数第5）吹响了“汉江奇迹”的冲锋号——当然，其因“金牌情结”作祟而过度发挥“东道主优势”，也成为永远的争议。

　　毋庸讳言，1984年中国恢复奥运席位后获得15枚金牌，曾被视作“国运兴球运兴”的典范，而2008年北京奥运的金牌总数第一，则被许多国人津津乐道为“中国跻身世界大国行列”的标志，这种金牌、奖牌情结，似也应归入此类。

　　这类金牌、奖牌情结最大的副作用，除了可能导致某些人为追求金、奖牌不择手段外，还可能因某次赛事金牌、奖牌获得较少，而令人产生“球运衰则国运也有问题”的反向推论。

　　3、欧美奖牌优先式惯例

　　一些发达国家重视奖牌数远超过金牌数，认为相对于过分注重“塔尖”的金牌榜，代表性更强的奖牌榜更能体现一个国家体育综合水平的厚度，群众体育、体育科技的发达，以及国力、综合实力和卫生健康水平等。

　　这些国家在体育方面更重视普及，最典型的是美国，该国2012年时人均拥有体育设施面积16平方米（中国仅1.03平方米），社区体育中心的大多数体育设施是免费开放的，如足球场、网球场、田径塑胶跑道等，部分设施（如室内泳池、室内冰场）因需要维护而收费开放，费用也很低廉，大众化体育设施品种丰富、数量充足，商业化的健身中心和高档球场反倒是极少数。

　　尽管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职业体育，但田径、游泳等金牌大户都是业余运动员当家，他们能否赚到大钱，更多要看商业广告收入，而国家的投入和奖励都很有限。

　　在美国、加拿大和许多欧洲国家，奥运战绩历来是使用“奖牌榜”而非金牌榜来排列和比较的，如果一个国家奖牌总数是10枚，哪怕是2银8铜，一块金牌也没有，其排名也会在9金0银0铜的国家前面。

　　不但电视直播如此，报纸、广播，甚至赛事期间一些商场、活动中心所组织的活动里，“奖牌榜”也一定是标准的排列法，而绝不会出现先论金牌、后论奖牌的现象。

　　可以说，这种重奖牌总数、轻金牌数的排列法，在美国等国体育文化中被视作理所当然，是无需多做解释的惯例。

　　2008年北京奥运，中国以51枚金牌压倒美国的36枚夺取金牌总数排第一，但美国观众对此却并没有感到特别大的震撼，因为在他们所习惯的奥运成绩榜上，美国仍以奖牌总数110：100领先中国一截。

　　4、重点突出式的夺金策略

　　“重点突出式”这类国家重视金牌、奖牌数，但国力有限，不得不“有所为有所不为”，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有希望取得好成绩的特长项目上。

　　这一类也可分为“始终如一型”（如古巴一直坚持发展拳击，牙买加是短距离径赛，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是中长跑……自参加奥运至今从未变过，也的确回报丰厚）、“暂时过渡型”（如日本战后曾将柔道、体操、游泳和乒乓球，韩国曾将跆拳道等当做“突破口”，但确信国力上升到一定程度后就改变这一模式，转而效仿同等规模工业化国家的常见模式）和“剑走偏锋式”（如前面提到的前东德等）等等。

　　这种模式有助于一些小国、穷国在投入有限情况下获得好的金牌、奖牌榜收获，却不利于体育竞技水平的全面提高，因此有条件的国家在获得突破后往往选择放弃这种模式。

　　“重点突出式”的一个突出变例，是“东道主红利”，有统计称，自1988至2000年共5届奥运，东道主都占尽便宜，以至于它们在参加下一届奥运时，金牌总数平均比“主场”低了32.8%，而高盛对1972-2008年夏奥会东道主金牌榜所作统计更表明，这些国家当东道主时赢得的奖牌数，比不当东道主时多出54%。

　　2006年英国为争取在6年后的伦敦奥运有所表现，借助1997年成立的专门团队“英国体育”，发放“伦敦奥运周期资助”3.12亿英镑，该团队CEO利兹。尼克尔坦言，英国“不仅仅要参与，关键是要赢”，而这个团队当初的成立，正是受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英国仅获一金（比刚独立不久的哈萨克斯坦还少两枚）刺激所致——从这点也可看出，即便成熟、发达国家，也很难对金牌、奖牌情结彻底释然。

　　但一旦东道主“卸任”，“东道主红利”也就戛然而止，比如英国，本届奥运就早早宣布“奖牌获得者零奖金”，有人戏言，这恐怕是在为“伦敦周期”还债。

　　5、对奖牌淡然视之的加拿大

　　淡然视之式突出的范例是加拿大。

　　这个国家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创下有史以来东道主“零金牌”的空前绝后纪录，但加拿大人虽对那届奥运的组织和财政不满，对这样的比赛成绩单却反倒没什么意见，在当年的主体育场外矗立着一座纪念碑，上面刻着所有当年奥运冠军的名字，没有一个加拿大人，当地人毫不在意，有时还有人和这座碑合影留念。

　　2012年加拿大派出331人（其中运动员279人）的庞大代表团，却仅获得1金、5银、12铜，共18枚奖牌，列金牌总数并列第36，奖牌总数第13，但该国上至奥委会、下至普通国民却依旧对奥运热度不减，几乎听不见抱怨之声。

　　本届加拿大又派出518人的空前庞大代表团（其中运动员313人），参加37个大项的比赛，但“奖牌期望值”却只有“金银铜不论”的19枚（即比上届多1枚），以至于被一些北美体育媒体戏称为“奥运史上获得过奖牌国家中投入产出比最差的”，对此加拿大人依旧不以为意。

　　对于奥运，加拿大人有自己的理解，他们认为观看精彩的比赛是最重要的，至于胜负那只是第二位的，不必把多或少一面奖牌看得那么重，为多捞几面牌一掷千金更没必要，只要运动员尽力，拿了牌高兴，不拿牌也没什么。

　　加拿大人能有如此心态，除了社会风气和个人素质的关系，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加拿大人的体育观。

　　很难用一句话概括加拿大究竟是体育强国还是弱国，除了若干冬季项目，加拿大在国际竞技体育竞争中并无多少亮点，但其国内的体育普及程度却让人刮目相看。

　　我所居住的小城素里，乒乓球、跆拳道、柔道、女足等俱乐部随处可见，每个社区都有设施完善的体育场所，网球场、篮球场、带塑胶跑道的草皮足球场等，许多都免费开放，供市民锻炼，各种业余俱乐部和联赛也展开的如火如荼，不论政府或民众自己，在这些普及性、群众性、社区性体育投入上都不吝花钱，我家附近的两处免费开放体育场，原本设施已经很好，但3年间已翻修了两次。

　　说加拿大政府在体育上“小气”，其实是专指高水平竞技体育方面。体育的普及让很多加拿大奥运观众都成为不折不扣的“内行看门道”，由于自己对体育和项目并不陌生，因此也更能体会运动员的艰辛和努力，不容易因为成绩的高低起伏而过于激动、过度反应；不仅如此，整个社会也形成了“锦标重要，但大家的身体更重要”的体育理念，对于成绩不作苛求，也可从这里找到一些理由。

　　但这种“淡然”也是有前提的——加拿大人并非没有“奖牌情结”，而是觉得自己的强项并不在夏季项目上，因此目标定得很低。

　　如2012年伦敦奥运，加拿大奥委会赛前给出“16枚奖牌”的目标，虽只得1金，但奖牌总数18枚却超额完成任务（前面提到北美人重奖牌总数而轻金牌总数），因此上下都觉得“满载而归”，而此届喊出19枚奖牌的期望值，已被公认为“罕见的高目标”。

　　不过在加拿大人引为自豪的冬季项目、尤其“国球”冰球方面则完全两样：加拿大前总理哈珀已连续两届冬奥会就男女冰球比赛胜负和美国总统奥巴马赌啤酒，而两国政府发言人则会“赌球衣”——输掉比赛一方的政府发言人，比赛翌日的记者会要穿对方国家队球衣亮相。

　　6、夺取奖牌和全民体育同等重要

　　总体上讲，尽管现代奥运最初的宗旨，是“业余运动员的竞技盛会”，但近年来早已变得越来越名不副实，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冠军、金牌的广告效益和赞助价值，远比亚军、银牌高出几个数量级，而“重在参与”的普通选手除非具备特殊“卖点”，则连最基本的赞助都很难获得。

　　近几十年来的奥运赛场，是“胜者为王”的赛场，那些热门项目的冠军身价百倍，迅速致富（刚退役的菲尔普斯据《福布斯》杂志推测，身家至少有4000万美元），即便冷门项目的金牌也价值连城，而只获得银牌、铜牌，或连这些都无法获得的选手，则不得不为自己的后半生重新奋斗一回。

　　当代社会崇尚个人价值，鼓励成功者，商业资本更具有逐利的天然本性，推崇冠军、金牌，将他们塑造成英雄、偶像，是顺理成章、无可厚非的，即便偶或营造几个“悲情英雄”，也仍然是这种“赢家通吃”体系的补充和陪衬。

　　当人们读到诸如《卡尔。刘易斯 一个美国英雄的故事》，看到《烈火战车》这样的影片，并为其中情节所感动时，您会真的相信，金牌对这些选手，以及这些选手的同胞并不重要？

　　即便在市场化国家里，官方为鼓励运动员争金夺银，拿出一些补贴、奖励，并对冷门项目给予某些关照，也并非罕见的事，如法国就为2012年奥运金、银、铜牌得主分别设立5万、2万和1万欧元奖金，法国“有问必答网”计算后表示，法国纳税人预计将为法国代表队的奥运之行花费11344946欧元。

　　本届奥运前夕，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开出“奖牌赏格”，如法国宣布“和上届持平”，德国金银铜牌分别奖励2万、1.5万和1万欧元，美国则是2.5万、1.5万和1万美元……

　　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赏格”更高，个中道理一如前文所言，它们相较于转向注重群众体育的发达国家而言，更需要金牌、奖牌所带来的“民气振奋效应”。

　　由此可见，金牌是个好东西，国家、民众、商人的看法都大同小异，强调“全民健身”、“重在参与”一点也不错，但将这些和“更快更高更强”对立起来，则并无太多道理——的确，不论过去或现在，都有一些国家、地区奥运会上夺金牌如探囊取物，全民体育却乏善可陈，这种状况当然应该扭转。

　　但这并不意味着“奥运争金”和“全民体育”是对立关系，更不意味着在这些国家里，投入到奥运周期的钱变少了，投入到群众体育的钱便会自然多起来。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金牌、锦标是多数人乐见的，为此花些钱，他们也未必不乐意，关键是这些国家的决策者不能“替大伙做主”，为多弄几面金牌而大洒老百姓的钱，却浑不顾钱的主人是否高兴，更不能为了一时的虚体面，为了自己的高兴，而让大伙儿不高兴。

　　只要以上这些没问题，在奥运追逐金牌，又有什么问题？金牌本来就是个好东西么。（作者： 陶短房    来源：冰川思想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