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尔普斯“拔罐”全靠中医？这才是真相

     进入第4个比赛日，第5次征战奥运的31岁游泳老将菲尔普斯一小时内豪取2块金牌，他个人在奥运史上的金牌就已达到21块之多。

　　在关注他闪耀的成绩的同时，有媒体和网友注意到菲尔普斯肩部布满圆形印记，这是他“拔罐”之后留下的“痕迹”。

　　媒体称菲尔普斯采用这个手段进行理疗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除他之外，美国体操运动员艾利克斯 纳杜、体操男队队长鲁克斯、前游泳选手娜塔莉?考芙琳也十分痴迷于拔罐。纳杜表示，这样的疗法可以帮助他缓解疼痛，“这是秘密，我今年都在用，让我保持了健康，这比我花在任何方面的钱都更值。”

　　“拔火罐”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一种医疗方法，可用于行气活血、消肿止痛、祛风散寒、通经活络。这被不少人认为是中医的胜利，中医文化借助奥运会输出到国外。事实上是这样的吗？

　　拔罐疗法，源自于人类的“吸吮”本能

　　拔罐是一种利用空气负压的医疗手段。“利用负压”，可谓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领，源自于人们在婴儿期时就有的一种“吸吮”本能。

　　在《神雕侠侣》中，杨过吮去冰魄银针的毒，救了武氏兄弟。本来就身中情花剧毒的他，因为两毒相侵相克，反而得以延命。《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却没那么幸运，她是天下最厉害、最可怕的毒药七心海棠的主人，但为了救胡斐，却吮毒身亡。

　　然而靠人嘴吸出空气，颇多不便，偶尔不雅，也有些不卫生。于是在世界各民族中，技艺和工具都不断发展，出现了葫芦、竹筒、牛角、陶瓷罐、玻璃杯等专门的医疗器械。中国所谓的“拔罐”，在西方被称为“杯吸”，这两种叫法，都比“拔火罐”要更为准确。

　　改革开放后，中医的拔罐疗法才如火如荼发展起来

　　中国对于拔罐疗法的最早记载见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有“以角角之”的说法，因而后世将这种方法都成为“角法”。东晋时，葛洪、陶弘景都对“针角”治法有所言及，这是现代针罐疗法和刺络拔罐法的雏形。

　　中国古代的玻璃制品并不发达，医疗上从兽角到后来的瓷瓶陶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在这之间很长的历史时期，主要的器皿还是竹筒，靠水煮加热来排除空气，因而也被称为“水角”。竹罐隋唐时盛行，到宋金元时期已经完全取代了兽角。在应用上，也从单纯的水煮演变成“药筒法”，用各种药物煮竹筒以增强疗效。

　　明代时，拔罐已经是一种成熟的临床医疗手段了，也出现了一些创新和发挥。宫廷御医方贤在《奇效良方》中提到：“治溺水死，以酒坛一个，纸钱一把，烧放坛中，急以坛口覆溺水人脐上，冷则再烧纸钱，放入坛中，覆脐去水即活。”到了清代，用陶土烧制的陶罐，用火燃烧消耗空气的“投火法”得到了确立和普及，这也就是后世所谓的“拔火罐”。

　　清末民初，拔罐疗法散落民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49年以后，国家重视对民间疗法的发掘、整理，散落民间的拔罐疗法重新得到重视和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各种养生馆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拔罐成为老百姓熟知，也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疗法。然而，并不能因此认为拔罐是中医的独创。

　　非中医独有，世界各地的拔罐疗法并不罕见

　　事实上，在东西方各种不同的文明中，“拔罐”都曾不同程度地发展起来，并各有各自的特点。

　　古希腊和罗马人喜欢用金属杯作加热器皿，玻璃杯在17-19世纪应用广泛，19世纪开始用牛角杯，也出现了注射器与吸杯相结合的新式器皿。在古希腊，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的壁雕中有两个医用吸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大约公元前十二世纪初，希腊联军渡海远征特洛伊，随军医师泼达勒里欧为雪娜公主放血，用到了杯吸法。

　　印度早期的医学经典《妙闻集》（成书至少不晚于公元2世纪）中，记载的手术器械多达百余种。其中，记载了三种放血法，水蛭、角和葫芦。角法大致与中医相同，葫芦吸血是在葫芦内置灯，再吸血。

　　不管是古希腊的医用吸杯，还是古印度的葫芦，都比中国的“角法”更接近于现代流行的“拔罐”疗法。

　　在印度和欧洲的负压疗法中，还常使用到中国较少见到的“蛭吸”之法，用水蛭吸出身体里的血液。印度的《阇罗迦集》在列举医疗行为和医药用品时提到：“附属性外科器具中，以蛭（为最优）。”古埃及的医生尼坎德罗斯在他的医学教育诗中提到医蛭在治疗有毒动物叮咬或其它中毒现象中的解毒功能。

　　西医对拔罐疗法的迷恋，曾远超于中医

　　中国古代拔罐广泛存在民间医术中，医书记载较少。与之相反的是，历史上西医拔罐十分流行，甚至达到了狂热的程度。1801年，英国著名的拔罐师托马斯?梅普尔森在《论拔罐的艺术》一书中详细列举了适合于拔罐的各种疾病，包括中风、心绞痛、哮喘、吐血、咳嗽、癫痫、肺炎、中毒、瘫痪、风湿等等，几乎可治百病。

　　从古希腊罗马流传下来的西方传统医学，十分推崇放血疗法，从希波克拉底到盖伦到阿维森纳，普通人从欧洲贵妇的拔罐美容，到美国之父华盛顿的放血治病，有无数的传说和记载。

　　但放血疗法开始遭到了人们的质疑，特别是美国之父华盛顿死于放血疗法，让流传2000多年的观念开始动摇。19世纪初，苏格兰军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把366名患病的士兵平均分成3组，一组病人接受传统的放血疗法，另两组不放血。结果，不放血的两组分别有2和4个病人死亡，而放血组死亡达35人。

　　越来越多的医学实验证明，放血疗法明显增加病人死亡率。随着医学的发展，巴斯德、科赫等微生物学家找到人类主要疾病传染病的真正病因，放血疗法依赖的体液学说被宣判死刑，退出了历史舞台，放血疗法和作为放血疗法一部分的拔罐疗法自然也随着殉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