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舆论场涌动“中国寒流”

　　如果最近你人在澳大利亚，也许会注意到“China”和“Chinese”在当地舆论中的热门程度有些不同寻常——看起来似乎也不太正面。

　　出了什么事？如果多浏览几家澳大利亚媒体就会发现，这不是一件事，而是一大串。

　　政治捐款击倒知名议员

　　澳大利亚工党议员Sam Dastyari在党内是不折不扣的明星政治家，但他这次被狠狠地击中了。

　　从今年8月底开始，Fairfax等澳洲媒体开始集中报道他数次接受“有中国背景”的企业政治捐款，并在接受捐款后发表了数次支持中国的言论。

　　澳大利亚财政部一张发票显示，2015年Dastyari的差旅预算超支了1670澳元，随后他将账单转给了名为“精英教育学院”（Top Education Institute）的机构，该机构随后为他付清了这笔款项。

　　精英教育学院是位于悉尼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由澳籍华裔商人祝敏申在2001年创立。祝敏申本人毕业于复旦大学，1996年在澳大利亚创办了中文媒体《澳华时报》，并曾作为澳大利亚侨胞代表列席参加政协会议。

　　祝敏申和澳大利亚政界来往甚密，在能找到的照片中，与他合影的包括了现任总理特恩布尔、前总理阿博特以及多名部长级官员。他向澳大利亚两大党工党和自由党的捐款总额达到了23万澳元。

　　祝敏申与澳大利亚现任总理特恩布尔

　　祝敏申与澳大利亚前总理阿博特

　　Dastyari在事件曝光后回应称，他早已对这笔账目进行了申报。然而媒体的挖掘并没有结束，他们发现了另一笔被认为“意义重大的”的华人捐款：——另一位澳籍华裔商人黄向墨创办的玉湖集团（Yuhu Group）为Dastyari支付了5000澳元的账单， 黄向墨还在Dastyari成功当选议员时送了他两瓶红酒，按照澳大利亚各媒体的报道称，赠送的红酒每瓶约合700澳元，算是价值相当不菲的礼物。

　　公开资料显示，黄向墨是深圳玉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玉湖集团（澳大利亚）有限公司董事长，也是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主席和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图中为黄向墨

　　必须要说明的是，澳大利亚政党成员接受海外政治捐献是合法的，不过有一定的限制，超出规定金额的必须进行申报。澳大利亚各州对具体申报额度的规定各有不同，但大部分州对捐献者的国籍并没有规定，对捐献的金额也没有设定上限。更何况，上面的祝敏申和黄向墨都是澳大利亚公民，也就谈不上海外捐献。

　　让澳大利亚媒体和舆论骚动的原因，是他们把Dastyari的“亲华”表现和这些数千澳元的捐款联系在了一起。

　　具体来说，是澳大利亚华文媒体《今日澳洲》的一则报道引发了不安。按照该报道的引述， Dastyari在今年6月专门对澳大利亚华文媒体召开的新闻发布上公开表示：“工党一直以来重视对华关系，支持中国发展，保持良好紧密的对华关系是工党的一贯态度。南海问题是中国自己的事务，澳洲（澳大利亚）应该在这一事务上保持中立和对中国的尊重。”

　　黄向墨与Dastyari同时出席新闻发布会

　　而在《今日澳洲》的报道中，黄向墨也同时发声了，身为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的黄向墨对Dastyari发表的声明中展现的对南海问题的理解和对中国的友好态度表示了支持。

　　在澳大利亚政界，对南海问题表态显然是个“大是大非”问题，要知道，澳大利亚今年7月和美国、日本发表了联合声明，呼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遵守海牙仲裁庭裁决”。而中国外交部随即就回应说，三国“没有任何资格对别国指手画脚”。

　　Dastyari这番被引述的表态，显然让他被许多媒体和政界人士当成了 “吃中国嘴软”的典型。以自由党为主的执政联盟显然不会放过这个打击在野党大将的难得机会。立即掀起一股要求他辞职的声浪。

　　总理特恩布尔批评Dastyari的举动是“金钱换发言（cash for comment）”。自由党议员Cory Bernardi则说，因为向Dastyari捐款的商人与中国政府关系很好，这种捐款具备了“糟糕交易的一切特征”。该国总检察长George Brandis同样是自由党人，他指责称精英教育学院对Dastyari的捐款“本质上很可疑”，这种行为损害很大。

　　（小编：根据《卫报》报道，Dastyari曾公开表示应该提高澳大利亚议会中华裔议员的数量，这个好像倒是没什么人抨击。）

　　工党党首Bill Shorten在事件一开始还力挺Dastyari，不过后来也只能同样表达自己对Dastyari此次行为的不满。

　　于是，Dastyari在9月7日选择了辞职。他在事件一开始坚决否认媒体报道的指责，重申自己是支持所在的工党的对华政策，他还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表示，对于华文媒体如何报道自己的话，他本人不应该负任何责任。

　　但在指责声浪，Dastyari最终表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争议已经损害了工党的利益：

　　我犯了错，我应该为这个错误付出代价

　　“I made a mistake and I’m paying the price for that mistake,”

　　华人政治捐献成靶子

　　Dastyari的黯然辞职并没有让争论结束。澳大利亚前财政部长Wayne Swan公开评论认为，该事件显示海外政治献金可能“腐蚀澳大利亚的民主制度”。他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表示：“我认为应该就政治献金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如何潜在地让政治决策被外国利益需求而腐蚀进行更多讨论。”

　　并不意外地，他们讨论的外国利益基本都是在谈中国。《卫报》以及《悉尼先驱晨报》的报道都指称，上文提到的玉湖集团董事长黄向墨与澳大利亚政界交往颇深。他不仅曾经为澳大利亚辞职官员提供工作，让他们为提出有利于中国的建议，另外还为两所澳大利亚高校捐款创立中澳关系以及中国研究中心。

　　《卫报》还报道称，西澳大利亚自由党分部在过去两年接受了华裔商人共50万澳元的捐款，而该分部与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Julie Bishop）关系密切。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则有一份调查报告称，在2013年到2015年间，华人机构向澳大利亚主要两党捐献的献金共达550万澳元，其中祝敏申的精英教育学院在2014到2015财年为自由党捐款44275澳元。

　　在这种指责声中，黄向墨通过中国媒体发文，隔空指责澳大利亚媒体的批评“莫须有”并且涉嫌种族歧视，因为他是作为澳大利亚公民进行捐款，并非中国籍。他还表示，澳大利亚官方从未按照族裔进行政治捐款的统计和数据发布，但他可以肯定，其中应以欧裔捐款为主，来自华人的捐款绝不可能占最高比重。

　　他还表示，澳媒在提及China和Chinese两个词的时候，语义模糊、极不严谨，并在毫无证据的前提下将相关捐款一股脑地与中国政府挂上了钩。

　　（小编：这一点确实说得有理，英语的Chinese有时候该翻译成中国人，有时候说的却是各种国籍的华人，也是让小编们很头痛的事……）

　　而澳大利亚前议员、华裔何沈慧霞也认为，Dastyari卷入的政治献金丑闻将华人社区标明为“一群坏人”不公平，确实由极少数华裔捐款人为了“个人议程”而想要影响澳大利亚官员，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是一种系统性行为，夸大了华人的政治捐款对澳事务的影响力。

　　政界之外还有学界

　　无论做政治捐款的华人怎么辩驳，澳大利亚英语媒体的视角恐怕不会改变，除了政界，他们近期也把高校研究机构里的中国影响力纳入了争议话题。

　　被突出报道的案例依然跟黄向墨有关，就是前文介绍他身份时提到的悉尼理工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ACRI），他向该院捐了180万澳元，并担任学院主席。《悉尼先驱晨报》等当地媒体近期纷纷报道称，但悉尼理工大学的学术研究人员们却表示，他们对该学院的“中立性何和独立性表示怀疑”。甚至有不愿具名的教师向Fairfax表示，ACRI组织的研讨会和发表的著作都很像是“中国的宣传”。

　　该学院随后在网站上发表声明说，学院发表的研究均以对澳中关系“积极而乐观的态度”为基础。悉尼理工大学副校长Glenn Wightwick 则回应说，ACRI做出的研究都具有高质量，并且非常重要，而进行研究的学者也是这一领域最好的学者。他强调，该校一直支持学术自由和学术人员在公共事务上发声的义务和权利。

　　ACRI近期刚上任的主任也是个知名人物——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长，工党人士Bob Carr，《悉尼先驱晨报》对他显然不太待见，说他利用在ACRI的角色，成为了澳大利亚最为强势的“亲中”外交评论员。

　　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长Bob Carr

　　Bob Carr本人9月11日在《澳大利亚人》网站撰文，反驳了舆论中的质疑声，他表示，ACRI曾经发表的中国研究也找美国学者进行分析评论，并没有刻意偏袒中国，而ACRI在南海以及中澳自贸协定的问题上的研究以及建议，都与前总理阿博特和现任总理特恩布尔的观点相符。

　　他接着反击道：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表现得太过软弱，其实是意识形态观点太过强烈的外交观点，是带着冷战思维的思考。Bob Carr颇为直接地说，新西兰和英国等传统美国盟友也在对待中国时抱持实用主义态度，澳大利亚也应该根据自身实际国家利益来决定对华政策。

　　有趣的是，ACRI在遭遇质疑后刚刚发表了一则新的研究报告，看上去可不那么“亲华”。这份报告称，澳大利亚不断涌现出的“中文新媒体”有可能损害社会凝聚力，激化该国华人群体与澳大利亚主流社会的对立情绪。这份研究报告还称，澳大利亚一些华文媒体已经有与“中式宣传”结合的特征，但传播效果还尚待考证。

　　商业气氛降温

　　在议员捐献事件发酵之后，英国《经济学人》的评论文章观察到，虽然澳大利亚对华政策没有确凿的改变迹象，但澳大利亚国内的对华舆论风向确实已经完全不同，而在经贸投资议题上，例子也早已出现。

　　2016年4月，澳大利亚政府否决了中国企业大康农业收购澳大利亚畜牧公司Kidman的计划，理由是后者的部分土地事涉国防，该交易违背国家利益。

　　同样也以国家安全及不符合澳方利益的理由，澳大利亚政府否决了中国国家电网和香港长江基建联合收购该国最大电网公司Ausgrid多数股权的交易。中国商务部随后指责该决定存在明显的保护主义倾向。

　　澳大利亚财长Scott Morrison则坚决表态称，中资企业两次收购都与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相悖。澳大利亚安全部门则很“政治正确”地表示，两次阻止收购都并非针对具体某一国家。

　　澳大利亚国会图书馆近日也推出了一则指南，提醒议员们在处理与中国相关的事务时更加谨慎，对中国投资背后的动机“保持警惕”。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发表的一篇社论称，中澳两国繁荣的经贸往来让两国都受益，但是两国在历史、文化的制度上的差异也不允许两国进一步发展关系：

　　澳大利亚需要在清醒地认识中国正可疑地尝试影响澳大利亚的舆论和政策的同时，对于中国合理的担忧和期待抱持开放态度。

　　Australia needs to remain clear-eyed about China's dubious attempts to influence Australian opinion and policy, while remaining open to its legitimate concerns and aspirations.

　　舆论的表态这么热闹，澳大利亚商界却有点不以为然。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称，在今年8月的一次澳洲主要商界人士聚会上，与会者对于政府否决中资收购普遍持批评态度，部分商界领袖甚至表示，这些决议都被安全机构“不必要的恐惧”主导了。

　　澳大利亚外交政策智库Lowy Institute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43%的澳大利亚受访者认为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是最为重要的外交关系，而认为与美国关系最为重要的同样也占43%。

　　特恩布尔最近的表态也跟民调一样，这位现任总理在近期的东亚峰会拒绝在中美之间选一边站队：

　　“我知道现在这么说很时髦——你必须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但现实情况是，它们两国从各个角度来看都同样是极为重要的大国。”

　　“I know it’s fashionable to say that you’ve got to choos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 reality is that these are both enormously important powers in every respect.”

　　至于澳大利亚国内舆论的风要向哪边吹，可能就不是总理能管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