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福德：经济“收敛”理论认为，穷国会比富国更快发展。研究发现这一理论适用于足球，可以解释各国足球队实力为何越来越接近。
世界其他地方是否赶上了领先的国家？看情况。如果你说的是经济生产率，答案还不明确。如果你说的是足球比赛结果，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让我们先把足球放在一边（很快就会回来谈这个话题），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地球上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上。在这方面，“收敛”(Convergence)是一个重要的理念，这种理念认为穷国会比富国发展得更快。
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几个简单投资项目的回报应该非常高。与给现有道路扩建一条车道相比，在两个城镇之间新建一条现代化道路的效果要大得多。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输配电线路、铁路和港口。因此，资本应该流向更贫困的国家，穷国应该比富国增长得更快。
至少理论是这样。想想战后的日本和德国令人赞叹的发展，上世纪70年代的韩国，80年代的中国，以及像埃塞俄比亚这样常常被人们忽视的成功案例，这种理论似乎是合理的。
如果穷国迅速增长，人们摆脱贫困，全球不平等也将趋于下降。因此，如果“收敛”是事物发展的自然状态，那真是一个好消息。可惜，用经济学家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的话说：“实证研究对这一命题相当无情”。粗略的历史事实是，在1820年到1990年间，世界经济严重分化，当今的富国占世界收入的比例从20%提高到70%。
著有《大收敛》(The Great Convergence)的经济学家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Baldwin)表示，分化趋势在那之后迅速逆转。但正如鲍德温教授所指出的，这种追赶是高度集中的。在1970年到2010年间，中国、韩国、印度、波兰、印尼和泰国，这6个主要工业化国家在世界制造业总产出中的比例从接近于零增至四分之一以上。同期七国集团(G7)的这一比例则从三分之二下滑到50%。世界其他地方止步不前。
因此，经济学家们基本上不再认为“收敛”是一种普遍现象。他们转而举出了“条件收敛”(conditional convergence)的概念。收敛无法挽救委内瑞拉或者朝鲜，因为它们的政府实在太糟糕了，但如果一国的政策、机制和“经济魔力”达到恰当组合，收敛就会发生。正确的组合到底是什么？为何一些国家难以实现正确组合？这些依然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罗德里克教授发现有证据表明，绝对收敛确实也是存在的，但不是对经济整体，而是对这些经济体中的某些制造业部门，如“通心粉和面条”、“针织或钩织服装”、“塑料袋和袋子”。
如果某个行业远远落后于全球前沿水平，那么可预计其劳动生产率每年将增长4%至8%，足以达到每10年或20年翻一番。无论该经济体发生什么事，这一趋势都倾向于成立。为什么？
一个可能的答案是：这些制造业部门被拖入了全球供应链。它们可以学得很快，且必须如此才能应对没完没了的竞争威胁。它们将与那些能够提供迅速反馈和指令的供应商和客户做生意。在现代全球经济中，某些操作诀窍迅速传播，小任务被分拆，半成品和组件穿梭于各国之间。接入这一流程的任何企业都会迅速改进。这类企业融入全球供应链的程度，可能超过其融入本土经济的程度；本土经济可能在整体上跟不上全球经济。
这一切把我们带回到足球。梅拉妮•克劳斯(Melanie Krause)和斯特凡•希曼斯基(Stefan Szymanski)——希曼斯基教授与英国《金融时报》的西蒙•库珀(Simon Kuper)合著有《足球经济学》(Soccernomics)——两位经济学家决定展开调查：绝对收敛设想是否适用于国际男子足球，就像它适用于制造业一样？毕竟，足球提供了漫长的数据集以及一些明确的绩效指标。国际足球管理机构国际足联(FIFA)的成员比联合国还要多。
果然，克劳斯教授和希曼斯基教授发现国际足球队的实力正在趋同。小鱼们正学会啃咬，而“国际足球场上没有容易的比赛”这句老话在今天远比1950年更属实。
也许我们不该感到惊讶。与制造业一样，足球的竞争标准极为激烈，绩效指标极为无情，而最优秀的创意会被效仿。驱动进步的一个额外推动力是，精英足球提供了一个全球劳动力市场：如果一名球员很强，而他的国家队很弱，那么他绝大部分时间会在某个顶级俱乐部效力，与世界级的营养师、教练和队友为伍。他的祖国将会享受到种种益处。
上述一切很容易让人得出一些宏大结论：比如知识在全球化时代越来越重要；比如准备迎接强大国际竞争所带来的影响；比如向国际移民敞开怀抱的好处。不过或许最好还是老老实实看个球吧。在一个令人泄气的真人秀政治时代，至少球赛是一个我们都能享受的竞赛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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