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9日，阿富汗警方正式宣布，逮捕本国足协主席、FIFA常务委员克拉姆丁-卡里姆（Keramuudin Karim）。57岁的卡里姆被指控性侵多名女足队员，在逮捕令签发的前一天，国际足联已经发出声明，卡里姆终生禁止参与任何足球相关活动。
此时距离这桩惊天丑闻首次被曝光，已经有半年之久。
“醒来我发现衣服都不见了”
去年11月，3名阿富汗女足球员，通过英国《卫报》控诉卡里姆的暴行。为了保证受害者的人身安全，《卫报》没有指出3人的姓名。
球员A是在训练后找卡里姆借钱的过程中，遭到了他的侵犯：
他走近了我，跟我说：“我想看看你的身体。”出于礼貌，我假装无视他：“我需要钱来作为路费，你能帮帮我吗？如果你不愿意，那就让我走。”他说让我等等：“不用担心，我会给你钱的。”
我跟着他走进了一个房间，里面是一个小黑屋，小黑屋里有一扇隐形门——看起来和墙壁没什么区别。门打开了，里面如同一间旅馆套房，卧室里应有尽有，还有一个卫生间。
他让我进去坐在床上，然后偷偷把门锁上了，我吓得浑身发抖。他说：“今天，我要好好看看你衣服里面藏着什么。”
我朝他大喊：“放我走，我要回家！”他笑了：“随便你喊，没有人能听得见。”
他把我推倒在床上，我挣扎起来，再次向他哀求：“求求你放我走吧，我只是想借钱，不想要这个。”
他说，今天要搞清楚我到底是不是个蕾丝边......因为我平时总是跟女人待在一起，长得又有些像男孩。
我试图跟他搏斗，结果脸上重重挨了一拳。我又爬起来，跑到了门口。但我打不开门，因为门锁只识别他的指纹。他冲上来对我一顿暴打，鲜血从我鼻子和嘴唇上涌出，我摔倒在床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黑暗。
醒来之后，我发现自己的衣服全都不见了，周围到处是血。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床单被血染红，血从我的嘴、鼻子、阴道里流出来。
我洗干净脸、穿好衣服，跟他说：“我要告诉媒体你对我做了什么！”
他拔出枪指着我的头：“看见我的厉害了吗？我可以打爆你的头，让你的脑浆洒一地，也可以让你的家人尝尝这滋味。如果你还想让他们活命，就当作什么都没发生。”
他把一沓钱甩在我脸上，让我拿钱赶紧滚，还说从此再也不希望看见我这张脸。
因为担心家人安全，球员A只能撒谎自己是踢球时受了伤。不仅如此，她还因此被国家队开除了：“卡里姆到处散播谣言，说我是个蕾丝边，还说逮到我跟另一个女孩在一起，以此为由把我踢出了球队。”
最终，A还是下定决心向媒体吐露真相：“我知道我和家人面临着极大的风险，我这样做是为了女孩们的未来，我想让她们能在安全的环境中踢球。”
“再不安静，就割掉你舌头”
对于阿富汗女足的队员来说，卡里姆的淫乱行为早就不是秘密，甚至大家已经默默接受了这一切。
为什么没有人举报他？因为卡里姆在政府内手眼通天，在2004年上任足协主席之前，他曾先后担任阿富汗潘杰希尔省省长和国防部参谋长。
“没人敢和卡里姆作对，他的权力太大了。女孩们因为害怕而不敢发声，她们真的可能被杀人灭口。”
球员B和球员A有着相同的遭遇，幸运的是，一通电话救了她。
当卡里姆在办公室第一次对她性骚扰时，她跑掉了。之后的一个月，卡里姆和足协的官员不断给她打电话，警告她不要把此事说出去。
“每次球队训练，卡里姆都会当着其他人的面，骂我是个长舌妇。后来甚至直接威胁我：再不安静点，我就割掉你舌头。”
在一次训练结束后，卡里姆逼迫她跟自己进了“小黑屋”。
“他赤身裸体坐在床上等着我，然后上前开始脱掉我的衣服。我一边挣扎一边哭泣，这时候突然来了一通电话，我赶快高声尖叫，他推开我让我安静，但我没听他的。他只好把那道门打开了，我这才得以跑出去。”
直到去年《卫报》将3位球员的控诉公诸于世，国际足联和阿富汗政府才开始对卡里姆进行调查。此前在位的14年，卡里姆究竟犯下了多少罪行，没人知道真相。
由于卡里姆一直利用自己的权势威胁受害者，调查取证的进展十分缓慢。足足半年之后，阿富汗政府才签发了这张逮捕令，然而，这并不等同于卡里姆已经伏法。
虽然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做出承诺，一定会还女足球员公道，但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由于过去的军阀背景，卡里姆手下拥有数量不菲的武装力量。丑闻曝光后，阿富汗政府曾禁止他进入自己的办公室，但被卡里姆强硬拒绝。司法部一再传唤他接受调查，也被无视。
卡里姆还是阿富汗反政府武装“伊斯兰国”的成员之一，“伊斯兰国”长期以来反对加尼执掌的阿富汗联合政府。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盟友”撑腰，卡里姆自然不会轻易向阿富汗政府低头。
截止目前，“淫魔”卡里姆仍未被逮捕归案。
在这里，踢球会被骂“妓女”
毫不夸张的说，阿富汗可能是地球上最不适宜女性踢球的地方，这片“地狱”里的恶魔，远不止卡里姆一个。
长久以来，世界各地的女足球员，都在为谋求“男女足平等”而努力。但对于阿富汗女球员来说，她们还没有奢侈到可以考虑这个问题，她们连最起码的人身安全都无法保证。
和很多中东国家一样，在阿富汗，女性的地位十分低下，从事体育运动被当作可耻的行为。女人踢球被视为对文化的亵渎，甚至会被骂“妓女”、“婊子”。
波帕尔曾经是阿富汗女足的队长，由于不堪巨大的压力和诋毁，她在2012年逃离了祖国定居丹麦。
身为体育老师的母亲，鼓励波帕尔选择了足球这条路，也为她灌输了“踢球是女孩正当权利”的思想。但当波帕尔呼吁更多女孩参与足球时，却遭到了整个社会的反对。
随着名气与日俱增，加上阿富汗女足成绩的进步，波帕尔成为了众人眼中的“异教徒”。走在大街上，甚至会有人朝她扔垃圾、大声咆哮，时不时她还会接到威胁自己和亲人的电话。
前阿富汗女足队长波帕尔
“我到现在还会做噩梦，梦见那些男人站在那里，一边看着我一边大笑，我甚至害怕他们会强奸我。”
最终，波帕尔意识到，仅凭自己无力对抗全社会的偏见：“我只能离开阿富汗了，不然我早晚会被人开枪打死。走的时候，我只告诉了自己的父母，只带了电脑和一张全队的合影，连足球装备都不敢带。”
但波帕尔并没有向命运屈服。
逃离阿富汗后，她仍然在国外组织女子足球训练营，让更多阿富汗的女孩有机会享受足球的乐趣。
“我还不确定自己未来会不会生孩子，但如果我有了女儿，我一定会让她自己选择想做的事。我会给她买玩具，但我不会告诉她‘你是女孩，所以要玩这种玩具’。我会给她一个足球和一个玩具，让她自己做决定。”
“我是个女人，我必须要为身为女人而自豪，这是我的身份。想要让别人尊重你，你首先要理解和尊重自己。”
即使黑暗一眼望不到尽头，波帕尔和阿富汗女足队员，仍将为女性的尊严和权利战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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