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认为“黑哨”已构成受贿罪 检察机关理应介入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谢望原教授和北京市海淀检察院起诉二处王兆峰副处长认为，首先，从受贿主体身份上看，如果是受官方委托在足球比赛中担任裁判工作，不论其固定职业 是什么，比赛时其身份都应属国家工作人员范畴，其执法足球比赛的行为当属受委托从事公务行为，法律依据是《刑法》第93条；其次，“黑哨”是利用其担任裁判的职务之便，收取了他人财物；第三，为他人谋取了不正当利益，比如比赛明显有失公平；第四，对社会构成了危害，侵犯了裁判职务的廉洁性和公正性，给社会公平造成极大破坏，因此从受贿罪构成要件上，吹“黑哨”的裁判，其行为构成受贿罪。

　　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徐家力律师肯定地认为足球联赛裁判行为应属从事公务行为，而且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将足球“黑哨”列为法律调整范围。足球“黑哨”不可能游离于法律之外。

　　中国检察理论研究所张智辉教授则认为，如果裁判是受中国足协委派执法足球比赛，因中国足协属于社会团体，那么裁判的执法比赛行为不属于公务行为，从判断受贿罪犯罪主体上看，“黑哨”是不构成犯罪的。但如果中国足协是受国家体育管理部门委托组织比赛或委派裁判行为是国家体育管理部门与中国足协共同作出的，那么“黑哨”行为就构成受贿，线索明确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以主动介入。

　　谢望原教授另外还提出，足球俱乐部名称虽不是公司企业形式，但实质上为公司企业性质。如果足球比赛是在商业运作下进行的，如此即使不是国家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而是其他组织者聘请或委派，“黑哨”行为同样应构成《刑法》163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相应地，行贿方就构成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

　　王兆峰副处长认为判断社团性质一般通过其经费来源加以确定。他认为，俱乐部已经拿到了裁判的悔过书并且收到了裁判送回的受贿款，线索应属非常明确，检察机关完全可以介入。

　　北京青年报：且看足协如何钓“大鱼”

　　去年有两件事让我们多少看到了中国足球的一些希望，一件是国家队终于冲出亚洲，另一件就是眼下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足坛打击“黑哨”案。前天，浙江绿城俱乐部宣布，他们已经分别向中国足协和新华社记者提供了一式两份的“情况汇报”，其中包括8个涉嫌吹“黑哨”、收黑钱的裁判员名单。至此，大致可以这样说，中国足坛的打黑行动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

　　虽然依我们很多人的想象，“黑哨”裁判肯定不止绿城俱乐部上交材料中的8人，但现在他们8个人既然已经被绿城供了出来，就理应让密切关注“黑哨”案的广大球迷和社会公众知道他们“姓甚名谁，家住何方”。然而接到绿城举报材料的中国足协和新华社好像都没有要将8名“黑哨”裁判立即曝光的意思，中国足协对此未作任何解释，新华社记者则表示：目前之所以要保密，除了纪律和保密原则，更重要的是要通过“黑哨”事件挖出足坛更深的腐败内幕，这样会比仅仅抓出几个“黑哨”裁判杀一儆百更有意义。

　　这种说法从自身逻辑看似乎言之有理，但如果将它放到一个更宽泛的现实背景中考察，却不能不令人忧虑。如果说暂时不公开8名“黑哨”裁判的情况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可是，现在绿城俱乐部上交了“黑哨”材料的消息已经是路人皆知，圈内人士甚至都可以将8个裁判到底是谁猜个八九不离十，“打草”的力度不可谓不大，难逃干系的大“蛇”、小“蛇”兴许早就惊慌失措，不可能至今还在高枕无忧，还在傻乎乎地等着被你引导出“洞”。其次，还必须认识到，只要中国足协和新华社一天不把已经掌握的“黑哨”材料公之于众，也就等于在事实上为“黑哨”裁判保留着“面子”，如果有人要出面挽救“黑哨”裁判，并进而准备通过各种努力将“黑哨”事件一举摆平，那么，现在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做法，也就在客观上为这些暗箱操作提供了一定的活动空间。根据以往大量事实与经验教训，做上述推测绝非杞人忧天，如果有人趁着这个难得的“喘息之机”得以把方方面面的活动做够做足，那么最后就有可能将整个“黑哨”事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结果只会比新华社记者担心的“最好不要因为几个裁判揪出来以后，这个事情不了了之”还要令人痛心——即便揪出几个裁判后事情就不了了之，也比连几个已经被举报的裁判也没有揪出来事情就不了了之要强得多啊。

　　但无论如何，中国足协此番打黑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坚强决心，阎世铎明确表示，“力争在今年3月联赛开始之前解决这件事”。司法介入看来也是势在必行。所以我们应该相信，足协将绿城的举报材料暂时保密是着眼于长远的缓兵之计，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但愿某些人的担心——足协打黑可能最终被发现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是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游戏——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