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绝密档案：都有本科文凭

　　打假扫黑使得裁判员成了足坛腐败的代名词，裁判员的公信力、声誉降到了最低点。实际上，中国的裁判员绝大多数都是文化素质较高、具有良好的职业的一群人，他们在工作岗位上大都属于佼佼者，是受人羡慕和得到尊敬的人。这样的一批高素质的人如果都涉足黑哨，只能说是环境害了他们。反黑如果只抓裁判员，而不改善足球环境，恐怕后来的裁判员还将“前赴后继”向黑哨方向发展。

　　大都具有本科文凭五六十年代的裁判员，工人较多，占到了六成，体委干部和老师约占四成；到了七八十年代，机关干部和老师的比重占到了一半；裁判员素质有较大改进是进入九十年代之后的事情，工人出身那一辈的裁判员基本退役了，取而代之的大多数是大学本科水平以上的人员。

　　据统计，目前大学本科以上水平的裁判员占了90％以上，其中还有十多名硕士研究生。虽然也有裁判员涉嫌受贿，但大多数裁判员还是好学上进的。在北京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的国际级助理裁判刘铁军、北体大教师谭海、上海体院教师陶然成、成都体院教师牛锦山以及沈阳的张雷等人目前都在读研究生课程，而厦门裁判陈国强目前正在攻读南京大学的博士生，他可能是裁判圈中学历最高的人。

　　统计资料显示，至少有六成的裁判员过去是足球专业的学生，他们大都出自于北京、上海、成都、沈阳、广州、西安等体育学院或者一些师范学院的体育系，而其中北体大院产生的足球裁判最多，堪称中国裁判员的“黄埔军校”。从去年开始，北体大与中国足协联合招收了20名学生，他们的培养方向就是裁判员。

　　成为一名裁判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文化层次，对身材、素质、形象以及外语水平都有较高要求。裁判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没有1．75米以上不会考虑晋升国家级以上裁判员；作为裁判员还必须身体强壮，形象较好，能够适应激烈的运动；外语水平更是裁判员的一道门槛，要成为国际级裁判员，至少必须具备简单的英语听说能力，在国际赛场上能与其他人进行交流。中国的裁判员中，国际级助理裁判刘铁军的英语非常过硬，其英语水平具备了担任高中英语教师的能力。所以，国家队主场打比赛时，刘铁军经常被足协指派负责接待外籍裁判。

　　教师占到七成以上据中国足协裁委会副主任曹镜鉴介绍，裁判员中至少有七成人职业是教师，这其中大学老师差不多又占一半。

　　在本年度的7名国际级主裁判中，孙葆洁、周伟新、张建军、龚建平均是教师，而四届金哨得主陆俊其实以前也是大学教师，他1999年前还就职于北京工业大学，只是后来为专心裁判工作而将关系转到北青实业集团，担任该公司的总裁助理。本年度的8名国际级助理裁判中，于铎、李东楠、朱宏庆、李志中、周德铨、郑炜祥6人都是教师出身。这些国际级裁判员中不少是大学的副教授，如孙葆洁是清华大学的副教授，李志中是广州体院副教授，朱宏庆是青岛一所大学教师，于铎是大连一所大学教师。做裁判带来的不仅仅是丰厚的收入，在得到的同时他们付出了在工作上进步的代价，不少人就是由于兼职做裁判影响了工作，致使迟迟未能评上教授职称。

　　国家级裁判员担任教师之职的更是数不胜数，广州的陈红辉是暨南大学的副教授，张雷、张忠、陶然成、谭海、牛锦山等人都是体院的教师。延边共有三名国家级裁判员，三人均是教师，其中韩希文是大学教师，李东哲是中学教师，郑松革是小学教师。

　　除了体育教师职业之外，足球裁判也有不少人从事的职业与体育有关。国际级裁判张业端在虹口体育场工作，杨志强是体育管理人员，陈超、王景东、陈纪一等人则为足球教练。山东的吴志东则是济南一所体校校长。

　　退役的裁判中，官衔最高的可能要算北京市朝阳区的体委副主任崔宝印，而现役裁判员中则要算陈国强，他目前担任厦门市政府海洋与水产管理局的一个处长。陈国强在裁判领域不算水平最高的，但在他自己的专业领域内，绝对是一个相当优秀的人才。他撰写的一篇有关海洋生物开发的论文曾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好评，该组织曾专门拔付了一笔研究基金供陈国强从事研究，据说在中国获得这样的基金资助的人并不多。

　　除了教师和从事体育工作的人之外，从事其它工作的人较少。前卫体协的刘雨涛是一位交通警察，而天津的张宝华、广东佛山的何志彪则是位个体经营者。不过，张宝华最近被天津市体委“收编”。

　　裁判员共分为三级、二级、一级、国家级和国际级等级别，裁判实行的都是申报制，中国足协规定，北京、上海、广州、大连、青岛等全国十个足球特区可以申报17名国家级裁判员，足球特区之外的一些大的城市可以申报10个国家级裁判员。几年前裁判界已废除了终身制，现在改为一年一聘。今年裁委会共举办了7期男子国家级裁判员提高班，共有350余人，这些人将有机会执法乙级联赛和青年联赛等级别赛事；另外分别在昆明、清远和北京举办了4期裁判员研讨班，参加者90余人，他们有资格执法今年甲级联赛。这440余人就是本年度的国家级裁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