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队在韩日世界杯赛场上虽然尽了力，但实力差距之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想。糟糕的成绩背后反映了平时中国球员训练不刻苦，对球员的管理也软弱无力的现状。中国体育界曾提出“向训练要成绩、向管理要成绩”，许多优势项目依靠“三从一大”（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的训练法宝取得了突出成绩。加强训练，加强管理，是中国足球界可以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的基础环节。下面是新华社记者专访国内足球界人士的访谈综合。(图片：中国足球从世界杯赛场赤裸着走下来)
据新华社消息,青岛颐中队主教练、韩国人李章洙说，我在中国执教五个年头了，我认为中国球员和韩国球员主要差距在“精神”方面，这是个核心问题。一个球队在精神方面出了问题，其他方面随着也就不行了，训练不投入，比赛没有进取心。你有再好的技术，在精神上一松懈，累了，不想跑了，就等于零。中国球员的条件太好了，优越感太强了，但是精神风貌要差一点，对自己的职业没有全身心的投入，遇到困难和挫折容易放弃。
李章洙说，球员在训练和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自制力和职业感也十分重要。运动员要懂得在有限的运动生涯内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中国球员却不懂得珍惜，７０%到８０%的球员都吸烟。现在欧洲和韩国中有许多３０多岁的球员都在球队中起着核心的作用，在中国就很少。所以在吸烟、喝酒的问题上，每个职业球员都要有自制力，改掉一些不良嗜好。
山东 鲁能泰山俱乐部总经理董罡在接受记者赵海波的专访时说，“三从一大”完全有必要，核心是严格，搞足球的就应该吃苦。如何让球员提出“我要练”，关键是抓好青少年的培养，形成良好的竞争机制，有更多的人才相互竞争，球员不练都不行。像鲁能队，过去经常有队员假称伤病不参加训练，因为到时他还是主力还能上场比赛。现在搞了２５人的一队和预备队，进行动态管理，唯状态论。现在有的队员即使有了小伤小病也不说而坚持训练。这虽然也不对，但反映了队员思想上的转变。
四川 全兴俱乐部前总经理许勇在接受记者杨明的专访时说，我认为重提“三从一大”有必要，现在球员觉悟比较差，自我约束不够，提倡“三从一大”的精神是有针对性的，但要注入科学内涵，应该和五六十年代的“三从一大”有所区别。
许勇说，做为一名职业球员来说，应该全心全意地投入训练和比赛中，挂名当个董事长还可以，但参与公司或企业的管理就肯定会分心，而且难免要抽烟喝酒过夜生活，职业球员是不应沾染这些东西的。现在又有人提出对球员限薪，如果中国足协真要这样做，肯定能想出好办法。这和俱乐部的动机是一致的，谁都愿意物有所值。
前上海 申花队主教练徐根宝说，科学训练是在“三从一大”的前提下进行的，希丁克这次执教韩国队成功有一个前提，韩国球员吃得起苦，经得住他的“魔鬼式”训练。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队员认识要提高。中国的职业足球过渡得太快，可惜不是从根本上学习别人，而只学了别人的高收入、走训制，在训练时间上短了。而国外的职业球员都是“我要练”，而不是“要我练”，他们甚至自己出钱请体能教练，因为他们的身价与他们的水平是成正比的。
重庆 力帆俱乐部总经理石雪清在接受记者刘卫宏的专访时说，力帆队的训练现在不错，大家争着练，为什么？因为我们实行竞争上岗，而且奖金实行风险责任制。实行年薪制的老队员，球队成绩不好，要从风险金里面扣钱；年轻队员月工资只有几千元，但他们的奖金还可以，因为他们能上场比赛。所有的东西都靠自己，谁训练认真努力，有状态，就可以上场，就有出场费和奖金，否则什么都没有。
大连 实德俱乐部主席徐明对记者蔡拥军、马邦杰说，“三从一大”要分两个阶段看。青少年时期要坚持“三从一大”，一线队伍则要科学安排、要尊重科学。技术训练应在进入职业队前解决。我赞成“快乐足球”的观念，不要把工作当成一种压力，而是当成一种乐趣。
大连实德队的南斯拉夫 教练科萨诺维奇则说，训练现代球员，不能用２０年前的方式。中国球队现在就是这样做的。需要真正的专家来带队训练。要有计划，不能太随意，要用先进仪器等现代科技手段，要把球员的资料存入电脑，根据球员的资料图象来观察他的比赛训练情况。我们大连队过去三年就是这样做的。
国外球星没有特权
在球员的训练和管理方面，足球发达国家有严格的职业要求，球员一般也能自觉遵守，因为谁违反谁倒霉。下面是新华社驻国外分社记者对所在国足协和俱乐部人士的专访综合。
韩国足协弘报局（宣传部门）局长刘永（吉＋吉）在接受新华社汉城分社记者高浩荣专访时说，韩国球员如果平时不好好训练，俱乐部将会对其处理；球员在训练、比赛时偷懒，球迷和媒体就会批评。这样的球员就会失去立足之地，教练就至少不会让该球员上场，甚至会予以开除。
韩国国内教练管不了球星的情况，过去也出现过，包括国家队，但是希丁克担任主教练后把那些不听话的球星坚决排除在国家队之外，而宁愿选拔那些水平暂时还差一些的新队员来训练，加以提高。在希丁克的执教下，韩国国家队球员一直进进出出，许多有名的球星没有入选国家队，有的球星也是最后才入选。国家队一直是流动的，这样就有了竞争，最后反而促进了国家队水平的提高。希丁克的这套做法在韩国将会被继承下去。
韩国没有球员不能经商办公司、做董事长和总经理这样的规定，但是韩国不存在职业球员办公司这样的气氛。职业球员每星期要打两场比赛，还要参加训练，也没有时间去办公司。此外，职业球员都知道要维护自己的形象，否则在球队就不能立足。
在英格兰俱乐部中，主教练享有绝对的权威，任何球员包括大牌明星都不能对主教练的权威提出质疑。以曼联队为例，贝克汉姆因为急于带生病的儿子去医院，未向主教练福格森请假而擅自不参加训练，遭到福格森的训斥，贝克汉姆最后不得不主动承认错误。
意大利文化部副部长、前意大利奥委会主席马·佩斯坎特在接受新华社驻罗马 记者袁锦林的专访时介绍说，意大利各俱乐部球员的训练强度各不相同，但一般说来级别越高的球队训练时间相对要多一些。各俱乐部球员一般每天训练４至６个小时，每次训练的理论课（包括战术、技术、技能、总结、交流、观摩等）时间约占１至１．５小时，实践课（包括基础训练、模拟比赛、实际比赛、互访式友谊比赛与交流等）时间约占３至４．５小时，平均一周打１至１．５场比赛，最多时为两场。倘若球员不好好参加训练，尤其极少数违规违纪现象严重的球员，将会立刻受到相应的处罚，直至开除。
安莎社记者介绍说，意大利是个突出个性、强调自由的民族，那些球星不仅被人们捧得老高，而且其本人也往往自以为是。然而，任何一名球员都必须听从球队官员、教练和其他管理人员的管理，他的一切职业活动（包括在一些重要比赛期间的个人私生活）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教练的安排。
在意大利，包括足球在内的所有项目运动员，在其职业生涯结束前，不得从事与其体育运动职业不相干的任何事情，包括经商。
瑞典 足球总会新闻官安·尼尔松在接受新华社驻斯德哥尔摩记者吴平专访时说，瑞典足球俱乐部也存在着球星不遵守纪律、不服教练管、不好好训练的现象，但很少见。这一方面是因为绝大部分瑞典球星在成为真正的球星之前都已经被国外球队买走，另一方面还因为瑞典球员集体观念比较强，个人素质也比较高。此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那种自以为是和自私的球员无论是在公众当中还是在球队内都没有市场，还要受到新闻界的批评，其名声很快就臭了。而教练在惩罚球员方面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不让他上场比赛。
“三从一大”应该切实推行
针对中国球员训练中的“懒、软、散”的作风，以往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三从一大”训练方法无疑是一帖良药。
中国职业球员在训练中不肯吃大苦、运动量明显不够、“大爷”作风泛滥，但收入和名气却大得离谱，这种现象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反感和激烈的批评。与其同时，“快乐足球”的理念遭到了曲解。为了快乐而踢足球是对的，这是足球从事者应该具有的心理常态，对于青少年和业余选手来说尤其如此。但对于职业球员来说，快乐应该和成绩挂钩。训练时快乐，比赛后苦恼，就颠倒了顺序。世界上只有先苦后甜的快乐，也有苦中取乐的快乐，但绝对没有不吃苦就快乐的便宜事。苦和乐是相对的，可以互相转化，但对于职业球员来说，吃苦是其从事这项艰苦职业的本分和前提。
“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这种训练原则在举国体制的运动队管理模式下，曾为中国体育造就出无数世界冠军，为许多体育项目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从一大”强调的是吃苦耐劳精神，是专业运动员为攀登世界高峰必须要付出超人努力的行为准则。“三从一大”中只有付出、苦练、血汗、奋斗和高远目标，没有利益、金钱、懒惰、私欲。实践证明，“三从一大”的训练理念符合体育竞技规律。
在８０年代中期之前，一代代体育健儿在每月收入只有３８元人民币，国家队每天伙食只有１·８元，没有奖金，缺乏物质待遇的情形下，通过“三从一大”训练，创造了排球、乒乓球、跳水、体操、举重、羽毛球、射击等项目的持续辉煌。当时，中国体育健儿出成绩不靠钱，靠的是不甘示弱、艰苦奋斗的精神。体育界的目标只有一个：出成绩，为国争光！
１９９４年，中国足球界借鉴欧洲足球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迈出了职业化和市场化道路，为长期水平徘徊、事业萎缩的中国足球找到了新的发展道路。但在这一过程中，职业足球中许多恶习传染给了我们，而职业素质、职业道德、职业要求却被中国球员抛于脑后，包括中国体育的训练法宝“三从一大”也被人淡忘。现在，各俱乐部对球员的管理明显不如运动队时期严格。“金德命案”出现了，“泡妞泡吧”已不是新闻，抽烟喝酒无人管，球星开公司、当总经理和总董事长的事情也时有耳闻……从球员到俱乐部，不少人都把足球当作一项产业而不是一项事业，钱似乎主宰着一切。
目前在国内足球界推行“三从一大”有以下几重难度：第一、运动队模式变成了俱乐部模式，走训制代替了集训制。第二、以往没有联赛，国家队可以长期集训，而现在国家队临时组建，国脚平时分散在俱乐部训练和参加联赛。第三、以往球员收入不高，不允许流动，不出成绩退役后没有出路；现在，球员市场明码标价，供求失衡，国内一流球员几年下来不踢球照样生活得很好，缺乏制约和动力。第四、以往靠精神激励方式极为有效，现在则需要寻求有效的思想教育方式。第五、外籍教练训练上各有一套，有可能排斥中国式的“三从一大”。
在不解决这些问题之前，“三从一大”就可能变成空洞的口号，成为人人说好而难以实施的东西。这需要中国足协、俱乐部联手努力，不等待、不埋怨，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新华社记者采访山东鲁能、重庆力帆俱乐部的情况表明，一些俱乐部已经充分意识到推行“三从一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加强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时代不同了，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三从一大”也应该注入新的内涵，比如要尊重足球规律，要尊重科学，要加强人文色彩等。但“三从一大”所提倡的刻苦训练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它是任何竞技项目取得突破的基础所在。(新华社记者 刘海民 王子江 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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