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漂亮女孩逼至女厕 埃芬博格行径恶劣

她突然给了我一耳光就跑了，我和队友一直追到了女厕所。


　　1999年德国杯决赛，我们输给了不莱梅。赛后全队在柏林爱德隆(Adlon)饭店吃饭，这时，有两个女孩来到我们中间坐下。据说，她们是一个女子乐队的成员。当她们中的一个准备拍照时，我对她们说：“现在不行，我们只想和自己人在一起。”要是在平时，我肯定会让她们拍照，但当时我脑子里都是那场输掉的比赛。


　　我们都觉得这两个丫头很烦人。其中有一个更是让人讨厌，她突然给了我一耳光就跑了。


　　她竟然给了我一个嘴巴！她惹上麻烦了！我和队友一直追到女厕所，边追边大声威胁：“站住！一定会抓住你，你死定了！”她们吓得躲在里面不敢出来。我们用拳头猛击厕所门，拼命晃动着门把手。那个女孩在里面哭起来了。我估计，她那时已经要绝望了。也算她走运，饭店经理赶了过来，不然我肯定会教训她一顿，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此后，我就请了个私人保镖，再遇到像她那样不让我安稳的人，我的保镖就会大声让她走开，我的生活也终于可以不再有压力。


　　我始终看不惯那些不想工作的人。我们在电视脱口秀中总能看到一些人说：“有了失业金，我的生活也还不错。我还可以打一些黑工，这样我就可以好好地享受。要让我正儿八经地去工作我可不干。”对于这种人，政府给他们的钱应越少越好，直到他们恢复了对工作的兴趣。


　　我相信，在德国有数百万人和我的观点相同。我觉得不管我每个月挣多少，不管我叫什么名字，我都有权对这个社会的失业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德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人们必须采取措施。我并不是要求取消失业救济，其实我哥哥弗兰克也正失业，对于那些正努力寻找工作的人，我很理解他们的处境。


　　“这帮人刚叫了警察，他们指控你打了那个女的。”我也有证人，但萨利哈米季奇决定回避。


　　可惜，2000年10月1日，我的保镖并不在我身边。


　　当时，我和夫人马蒂娜、萨利哈米季奇与他的女朋友埃丝特，及其他几个朋友，在参加完慕尼黑啤酒节后，来到P1迪斯科舞厅。我们预订的位置在一个角落，几乎没有什么其他人，只有一个男子蹲在那儿。我们请他往旁边让一让，他嘟哝了一句：“没问题。”


　　这时来了一个女士，手里拿着香槟杯，对我们大喊：“你们在这儿干吗？让人家安静地呆着！”“你想怎么样？”我们问，“这是我们的地方，而且我们只是请他稍微往旁边去一点。”


　　这名女子突然把杯里的香槟酒朝我脸上泼来，我抬手保护自己，慌乱中也许我的手碰到了她，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还没等我说什么，她就跑回到她朋友那里。


　　这时我的朋友马尔科走到我跟前，“这帮人刚叫了警察，他们指控你打了那个女的。”我们只好赶紧离开。


　　拜仁俱乐部很快知道了此事，对我罚款1万马克，如果在俱乐部上完厕所没冲差不多也得被罚这么多钱。那个女人则找了律师，要我赔偿40万马克。我的律师告诉我，他们找了很多证人，情况对我不利。我当然也有自己的证人，但他们却突然希望回避此事，如萨利哈米季奇就很快表示，自己什么也没有看见。


　　如果由法院来判决，我的美国绿卡可能就会泡汤，这样风险太大，我的律师帮我达成了妥协，我向慈善机构捐款12．5万马克，并赔偿那个女人2．2万马克。这是我这辈子代价最高的倒霉事，我相信那个女人最终会受到惩罚。


　　“小子，”罗基终于说话了，“我劝你把这套行头脱下，不然你就有麻烦了。”


　　在门兴效力时，每当我和队友诺因一起出门，就会遇到麻烦。


　　当时我只有20岁。在斯图加特附近的训练营，我们两人同住一间屋子。那段日子无聊得要命。我们两人都有支气枪，为了在新年夜玩。


　　有次我拿出枪，对诺因说：“哥儿们，打个赌吧！我保证我能一枪击中那盏灯。”诺因笑笑说：“别扯了，就你拿枪的样子，就算一头野猪离你3米远，你也别想打中！”


　　我扣动了扳机，那盏灯变得粉碎。我的成功让诺因也跃跃欲试。最后我们把房间里所有的灯都打碎了。为此，我们不仅掏钱赔偿了旅馆的损失，还额外交了5000马克的罚款。


　　1996年新年夜，我和拳手罗基·贾尼及他的夫人克里斯蒂娜在一起。其间，我放起圣歌CD，然后穿上浴衣，戴上拳套，站在罗基·贾尼面前，“来吧，罗基！”我在他脸前晃了晃拳头。


　　“小子，”罗基终于说话了，“我劝你把这套行头脱下，不然你就有麻烦了。”


　　还好，他什么也没做…… (体坛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