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德：打假扫黑 后来有一种受骗感

这位在中国足球扫黑过程中为世人所知的前体育官员，曾经被人视作是“官场游戏规则下的悲剧性人物”，今天站到了另一个更纯粹的监督者的角度，依然时时审视着中国足球，还有中国体育的反腐败。

　　为什么迟迟没有处理下去，我也常常感到困惑。


　　扫黑出现了偏差？

　　因为过度猖獗的“假球”、“黑哨”，一年多前，中国足球这潭死寂多年的池水，终于被愤怒的社会公众投进了无数的重磅砖石，一时间，平静水面激起了千重浪花。迫于压力，一些牵涉其中的俱乐部、裁判不得不站出来承认事实，各方合力的作用，最终还成功引致了司法的介入。有了可供借用的法律解释，几近心死的人们又似乎看到了一些希望，中国足球这块腐败冻土的解冻也似乎指日可待。

　　然而时间一晃过了近两年，除了“黑哨”龚建平获罪被判处10年徒刑以外，那些在浪潮中几近被揪出水面的人和事依然石沉大海，一场曾经声势浩大的足坛反腐败，似乎就快要被善忘的人们封存到满是灰尘的角落里。

　　2003年8月19日，杭州，夜西湖的水面不见波澜，在一间濒湖办公室里，记者看到了一本九易其稿的书稿，据说这本去年12月就成稿的书已经辗转了六七家出版社，最近才看到了出版的曙光。之所以改了这么多遍，绕了那么多弯，是因为这部名字叫作《变形的足球》的书，内容是中国足球的打假扫黑纪实，据说30多万字里边，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真实资料。

　　而一直在大力促成这本书的，是今年1月刚刚从浙江省体育局局长位置退下，现在到浙江省人大任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的陈培德。这位认为“体育领域还是一块反腐败的处女地”，在中国足球扫黑过程中为世人所知的前体育官员，曾经被人视作是“官场游戏规则下的悲剧性人物”，今天并没有倒下，而是站到了另一个更纯粹的监督者的角度，依然时时审视着中国足球，还有中国体育的反腐败。

　　在对着摄像机指责那些“拿了黑钱”、“正在阴暗的角落里发抖的”裁判前，陈培德正在金华开会。当时宋卫平打电话请示，说李书福在广州开了新闻发布会，然后想到杭州和他联手再搞一个，并且想邀请陈培德出席。和班子商量之后，陈培德告诉宋卫平说支持他们的发布会，但不适宜出席发布会，并且还会打电话告诉阎世铎。然后，他马上打电话给阎世铎，阎世铎说，非常感谢你及时告诉我们这么重要的信息。就此，浙江开始成了全国足坛扫黑的重地。

　　在去年年末采访陈培德时，除了龚建平被拘留以外，扫黑一无进展。龚建平当时是“迄今惟一一个写了忏悔信，又在当时舆论高压之下认为自己良心受谴责的裁判”，应该受到法律的宽大。

　　而今天时间又过了大半年，恰恰是只判了龚建平刑。对此，陈培德认为，龚建平受贿案开了中国法律介入体育竞赛犯罪行为的先河，是全国扫黑风暴推动的成果，这一点值得肯定。但是，龚建平案件完结之后，人们在期盼当中还未见第二例黑哨受到法律的处理，时间拖得太长，他对体育领域反腐败的决心不得不表示忧虑。如果到此为止，不再追究下去，那影响比不处理可能还坏。

　　“就我所知，黑哨的问题已经基本调查清楚。为什么迟迟没有处理下去，我也常常感到困惑。”

　　此外，在龚建平受到法律制裁以后，中国足协急急忙忙拿出了一个经济制裁涉案龚建平的几个俱乐部的决定，用陈培德的话来说是，给率先揭露黑哨事件的绿城以最严厉的处罚，对此，浙江省足协立即向中国足协提出书面申诉，认为这样的处理，不符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但是中国足协的答复是，功不能抵过，“这说明中国足协再次陷入了政策与法律的盲区”。

　　“记得阎世铎曾经公开说过，拿了黑钱的裁判只要承认错误，把钱退出来，照样可以当裁判。我曾经用归谬法嘲笑过他，我说：阎主席是在公开披露一个重要信息，我们国家的政策将作重要调整。成克杰只要退出几千万赃款，不但不会被判死刑，照样可以当人大副委员长。胡长清只要退出几百万，不但不会被枪毙，还照样做他的江西省副省长。当时的‘浙江在线’上，大家马上哄堂大笑。”

　　陈培德说，足球扫黑反映出来两大问题，首先是腐败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不可低估，另一个是法律的严重滞后，对于明显的犯罪行为，一时无法绳之以法。在各行业里，体育立法最为滞后，除了一部《体育法》以外，再也没有其他，法规建设建树太少。而作为大法的《体育法》太过于原则，不具备操作性，这是体育行为得不到规范，得不到制约的根本原因所在。

　　对于扫黑的前途，陈培德还是比较乐观，他说所有的材料，包括当初据说的“黑名单”，都一并移送司法机关了，并且事情都已经调查清楚，不可能再束之高阁。因为有了那么一场风暴推动，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的强烈关注，才推动了司法介入中国足球扫黑，尽管用来立罪的“商业受贿”的定性还有争议，但是比起学术腐败还有艺术腐败等领域，还是前进了一大步。

　　开始还以为打假扫黑阴转晴，后来有一种受骗感。

　　如果再遇到阎世铎

　　“许多人看了这本书，都表示钦佩和赞叹，但就是不敢出版，为什么？因为太真实。”

　　陈培德说《变形的足球》这本书虽然是纪实文学，但是也包括有许多真实的材料，比如这些年浙江省体育局向上面反映体育竞赛中出现的问题，包括裁判、赛风还有兴奋剂等等以及相关建议，都是一字不改地被搬到了书上。只不过当年这些报告建议，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重视或者批复。陈培德说他们这样做，就是想为中国足球和体育留下一部更真实的历史。

　　这本书的作者一共有9位，牵头的是浙江《体坛报》主编，其余都是报社骨干。为了保证这本书的真实无误，他们先后开了13次研讨会，最长的一次开了五个半小时。在编写过程中，每一章节出来后都要经过七个审校工序，并且反复讨论。而且，为了让这本书能够在出版社通过，作者们甚至为这本书出具证明，表明书中所引材料处处属实，书籍出版后如果有什么法律纠纷，一概由作者负担全责。

　　一年多前阎世铎飞赴杭州，与陈培德会晤商讨足球反黑大计，是被传媒渲染得最多最精彩的部分。当时，阎世铎在杭州受到了超高规格的接待，浙江省领导都出来接见这位年轻的司级领导干部，用陈培德的话说是，“表明省领导对足坛扫黑的重视和支持”。一年多过后，对于这位曾经高嚷“杀无赦、斩立决”，而后又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阎主席，在经历过时间和公众舆论的漂洗之后，《变形的足球》中又是如何描绘的呢？

　　事实上，早在足坛扫黑之前，陈培德与阎世铎的交往就比较多，那时阎仍担任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两个人都共同参与了《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的起草，陈培德还记得阎世铎来浙江开过两次会。当时两人交往比较深，陈器重阎，而阎也敬重陈。但是因为在足坛扫黑过程中的交锋，两个人的私人感情显然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陈培德说此后两人就再也没有过任何交往以及通话。

　　最关键的，还是阎世铎没有兑现他在杭州当众许下的四个承诺：“一、中国足协和浙江省体育局要更紧密地联手打假扫黑，我们的合作才刚刚开始——但是从2001年离开杭州后，至今，他没和浙江省体育局有过一个电话的联系。

　　“二、当众当面盛邀浙江省副省长鲁松庭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特邀贵宾到韩国观摩世界杯———但是他回北京后，没有一个字的回音。他向高级领导干部开了一个不应该开的玩笑。

　　“三、鉴于绿城主动揭发黑哨事件的表现，回北京以后，将对绿城实行大赦——但是，在龚建平案判决以后，足协给绿城以最严重的处罚。

　　“四、鉴于绿城参与踢假球，有多名球员被禁赛，原绿城的球队难以参加下一赛季比赛，参加九运会的球员，可以参加绿城下赛季的联赛。同时，如果别的俱乐部有同样的立功表现，我可以给同样的政策(阎特别强调，这件事情，不用集体讨论，我就可以决定)———但是一回到北京，就把承诺给否定掉了。”

　　关于以上四点，陈培德说在书中大约有1万多字的篇幅进行叙述。扫黑本来都是自己在搞，合不合作是其次，领导赴韩看球自然也不成问题，最主要的还是对绿城的承诺，开始还以为打假扫黑是阴转晴，后来的心情有一种受骗感。

　　陈培德说，如果现在再和阎世铎见面，有可能会问他，当年的承诺都到哪去了？

　　最郁闷的事情　所需做的是说真话

　　“前些时候，浙江足球引人注目，扛旗的那个局长，带头公开打击黑哨和足球腐败不简单，这不仅是人格问题，更是党性的体现。”中央党校的一位专家这样引述陈培德的事例。事实上，扫黑官员陈培德在足坛扫黑事件中的横空出世，确实让民间还有舆论眼前一亮，在他行将卸下10年任期的省体育局局长职务之际，许多人对他的评价也没有脱离他在足球扫黑中的扛旗前行。

　　这确实是一个可以让人名动天下的机遇，但是，人们所需做的就仅仅是说真话而已。“如果说真话都需要勇气，可见这风气坏到什么程度”。事实上，陈培德在体育圈内就以敢言和善言著称，比如在2001年的九运会上，他曾经就赛风的问题表达了激烈的看法。

　　而说真话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呢？没有谁知道答案，陈培德说他在站出来向足球扫黑宣战以后，见到的多数是钦佩、同情还有暗地里支持的人，但是，却没有第二个人公开站出来，至少在体育圈当中是这样。

　　最让陈培德郁闷的还是，在媒体以及全国人民如此高度关注的情况底下，面对着这样一种不争的腐败事实，明明许多人知情，却没有见到过第二个人公开站出来讲话。他说自己站出来时，是希望在扫黑的舞台上能群雄共舞，而不是唱独角戏。遗憾的是，从头到尾，他都是一个人在唱独角戏。

　　不过，陈培德的工作至少在地方上是得到了认可。因此，在他本应退休的年龄，还是被委任为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任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当了10年一省体育工作主要领导的陈培德对中国体育事业感触颇深，他说中国体育最大的弊端存在两个悖论。首先，对正在融入国际体坛的中国大众体育而言，将大众体育与国家荣誉、民族尊严画上等号，就会搞得过于复杂与严肃，从而失却了从事运动的乐趣。

　　另一方面，竞技体育又简单地把利害荣辱与成绩挂钩，以为有了金牌就有了一切，很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就是为了创造辉煌，可以不择手段、弄虚作假。“过程和手段都是微不足道的，结果就是一切”，使用兴奋剂，在运动员资格上弄虚作假，甚至收买裁判的行为，都能够在这上面找到根源。

　　现在陈培德没以前那么忙了，但是他工作面却比以前宽，不过，体育仍然是他关心的重头，尤其是反腐败。他首先琢磨的是，如何发挥人大的立法优势，将体育行业里的反腐败进行得更彻底。年初，在离开浙江省体育局前，局里召开了新老局长交接的干部大会。在会上，陈培德说：“浙江既然把体育反腐败的大旗高高举起，今后谁让这面旗子倒下去，谁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南方周末 记者黄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