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A官方网站北京时间10月9日刊出了姚明自传《姚：在两个世界中的生活》的部分内容，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姚明成名之前的那一段艰辛历程——
我第一次想到自己可以去NBA打球是18岁得时候，当时我结束了在美国的两个月训练后，回到中国。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还能打得那么棒。我当时正作为一个新秀在中国和比我大五六岁的对手打球，我当时非常努力，因为他们非常强壮，出道的时间也比我长。到了美国后，我终于能和与我一般大的球员打球了，感觉上简直有天壤之别。
那是另一次的耐克训练营，当时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举行，接着刘炜和我两人去达拉斯临时加盟了AAU(美国业余体育运动会)一支名为High Five(“颠峰五人组”)的篮球队。那支球队每年环球比赛，队员来自世界各地。我想这跟我的生活的确太不同了：你必须得活在主场城市的方圆百里之内。在达拉斯我第一次遇见了特约-约翰逊，我们从那时起就成为了朋友。
(约翰逊画外音：我坐飞机去到达拉斯，走进旅馆，到前台报上大名后，前台小姐告诉我：“你和一个中国大个子住一块。”我琢磨，这事怎么了？难道我参加了一支“八国联军”么？我找到房间，窍门，结果没人应声，我正准备拿钥匙开门，就在这时候姚明出来了，就穿着内裤。我抬头只能看到他的下巴，他和刘炜正在睡觉，他让我进屋，然后就径直上床了。他们给我留了张床。我给我妈打了一个电话：“我房间里有个2米26的家伙，是个中国人！”)
那两个月我到处打比赛，结束了达拉斯之行后我来到了佛罗里达，AUU赛季联赛在当地的五个城市举行，而迈克-乔丹训练营在圣塔-巴巴拉举行，我们经常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准备去哪儿。在斯特森市，我每天都跟乔治敦大学中锋斯科拉基斯一起训练，塔现在在NBDL(NBA保障联盟)打球。我们的教练是塔特-洛克。他当时结束了多年的大学执教生涯后，为开拓者队当起了球探。
在圣迭戈我随High Five打了最后一场比赛，我们当时住在美国国际大学的宿舍里，训练营在校园旁的一幢大楼里。高速公路的另一边是美国空军基地，每天早上到训练馆的路上，我们都能看到飞机起降。
在圣迭戈我第一次和泰森-钱德勒交手，他当时只有15岁，已经有人预言他将进入NBA打球了。他当时在我面前扣篮，打得非常嚣张，迫使我不得不拿出更好的防守，这时候我发现自己的弹跳好多了。的确，我已经大了三岁，从那以后我就在想，有一天我也会有资格在NBA打球。
(约翰逊画外音：当时我们以一分之差输掉了比赛。不过我认为姚明灭了泰森-钱德勒。)
整场比赛他都在玩他的跳投，一点表情没有酷极了。我拿一个扣篮回敬他，并且冲他怒吼，抱歉……我没听懂他说什么，不过转过脸他到了前场，又拍手冲队友要球，然后不管面前有多少人都能把它投进，谁都拿他没办法。
在这两个月中我学到的另外一件事是：你必须拼命地投篮。“有机会就自己投，”——这句英语我很快学会了。我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没有队友会传球，拿不是一支出色的球队。尽管我们拥有不错的球员，但我们根本打不出集体感。队中最棒的一个人就是特约-约翰逊。他们说他现在有2米多了，我看他当时就差不多。我们的房间紧靠着游泳池，所以我们经常去游泳，我真的很喜欢到水里玩玩，因为在中国，他们不允许一个出色的篮球运动员下水游泳，怕出危险。如果他们看到约翰逊在水里怎么恶整我的，的确会担心。
（约翰逊画外音：我们尽管不能交谈，但还是可以联系。虽然我已经有几年没再见他，但我每半年都会给他打个电话，由于不得不借助翻译，所以我们进行的是“三方会谈”。后来我去看他的第二个全明星赛时，他把球衣送给了我，我认为我们是一生的至交。）
结束了圣迭戈比赛后，我去了乔丹训练营，在那里我们每天晚上都打比赛。在我上海的家里，还有两张和乔丹合影的照片。一张是他和全体参加者的合影，一张是我下场时乔丹走过来拍我的背。在照片上我开心地笑着，不过看上去非常瘦弱。原因之一是两个月的美国之行我身上只有200美元，刘炜只有150美元。头两周上海东方队老总的李耀民照顾我们，不过在耐克训练营结束后，他就回国了，一分钱都没给我们留下。可怜我们两个中国小孩身无分文，还赶场似地去奥古斯塔、佐治亚和奥兰多这些地方打球。
(刘炜：当时姚明一顿要吃两个三明治，我只吃一个。因为我受伤了打不了比赛，所以我们共同商量后决定，让他比我多吃一个。)
等到一位中国教练来看我们时，他说：“你看上去瘦多了。”
“当然了！”我说。
我猜李耀民不知道在美国一名球员需要自付食宿费，也许他以为跟在中国一样，每到一个旅馆都会有人为球员提供免费的吃喝。不过好在教练尼克尔斯在我们钱用完后给了我们每人100美元，尼克尔斯只有1米6左右，因为我不会说英文，所以我和刘炜私下都用中文叫他“小教练”。现在我找不到他了，我还欠他100美元呢。
在结束了乔丹训练营后，耐克公司把我带到波特兰去休息。他们让刘炜陪着我，我们去了棒球练习场，我操起棒子想击中一个球，结果在前10个球都飞了后，我终于击中了一个。他们还带我们玩了喷射赛艇，那大概是我经历过的最恐怖的事。
当我们终于回到上海时，已经有大批记者守候在机场，在我离开家的两个月里还没理过发呢。我披着长发，看上去挺像J博士或者本-华莱士。尽管在圣迭戈和波特兰吃得不错，但我还是瘦得吓人。长头发、干瘦的躯干，我看着电视上的自己问：“那是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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