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阎世铎：承诺假大空 政治足球占上风

　　管理的滞后或缺位，或者说计划本身的脱离实际，让“阎世铎新政”中力主的青训工程差点变成灾难，只好草草收场。

　　在成功地平息了中国足球史上最严重的一场政治危机后，阎世铎的政治命运似乎出现了转机。在此之前，坊间盛传到年底合同期满后，老阎将转岗其他部门。来自总局内部的消息也说，有3个司局级位置可供选择，其中以人事司最有可能。

　　以阎世铎奔53岁的年龄，担任人事司司长恐怕只能去熬退休了。须知，来足协前，老阎可是总局办公厅主任，一个无限接近决策层的位置。当然在很多人看来，就冲着阎在足协这4年半的糟糕政绩，能得到平级调动还算是上面对他照顾的。老前辈年维泗黯然下野后，被安排到中国棋院任党委书记，前任王俊生则在赋闲多时后，才“下海”担任了中体竞赛集团总裁。

　　综观阎世铎这4年半的足球生涯，不难发现有这么个特点，在“搞运动”方面，老阎堪称一把不可多得的好手，比如反黑风暴和资本革命，爆发时大有扫平庐山之势，但阎同志都能化被动为主动，变“坏事”为“好事”，其中的政治智慧和官场手腕可圈可点。包括2001年十强赛，看上去是足球场上的较量，其实也离不开权谋和交易。

　　然而，在正儿八经地“搞建设”时，阎世铎就显现了眼高手低、业务生疏、长官意志等多方面的缺陷，几乎每一项都沦为豆腐渣工程。每每设计、包装时美仑美奂，让人心动不已，可到实际操作时总是举步维艰，最终成为烂尾楼。比如中超，比如青少年，包括国家队、国奥和女足的基本建设。

　　刚刚履新时，阎世铎的思路非常清晰：一次出线不能解决中国足球的问题，足协必须把最大精力放在基础建设和青少年足球上。千万不要妖魔化阎世铎，认为这个人总是口是心非，所谓“口大骗四方，脸大充太阳”。至少在前两年，阎还很想有所作为，也确实做了不少前任不屑做的基础建设。可以说，几十年来，没有哪届足协的哪位领导像他那样重视青少年足球，动过那么多的脑筋，视察过那么多的青少年足球基地、球队和比赛，采取过那么多的措施，投入过那么多的人财物力。

　　2001年十强赛激战正酣时，9月27日阎世铎亲率中国队远征阿联酋，大战前夕，老阎却饶有兴致地与随军记者侃起了青少年足球。他说，我在带队参加阿根廷世青赛时得知，阿根廷有97%的男孩都踢足球，因此人才辈出。不过阿根廷同行告诉我，让孩子踢球，不是为了金牌，而是一种体育精神的追求。老阎披露，他的“人民足球”就是受到了阿根廷人的启发。

　　2002年，经过阎世铎和青少年部冯剑明等人长时期的筹划，中国足协“百队百万青少年足球工程”正式启动。工程梗概是，将全国划分为9个大区，建立各自的青训体系，争取每年有12万青少年接受训练，每个大区有100支球队参加正规比赛。为此，中国足协每年向每个大区拨款100万元，总共900万。

　　这个计划看起来很美，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最大的问题出在组织管理方面，按规划，将实行从中国足协到大区足协再到城市足协的三级管理，但老阎似乎忽视了：所谓的大区足协根本不存在，省市足协也不像中国足协那样——是一个有职有权也有充足经费的一级政府管理部门。即便是中国足协，一个青少年部几号人也根本协调不了那么庞大复杂的工程。

　　管理的滞后或缺位，或者说计划本身的脱离实际，让这个看上去很美的工程差点演变成灾难。不少地方为了拿到100万巨款，纷纷采取临时凑数的办法，于是以大打小的有之，专业队打杂牌军的有之，才打了一两场就退出解散的有之。比赛时的打架斗殴更是家常便饭，甚至还出现场上球员掐架，场边教练、家长掐骂的丑陋一幕。

　　轰轰烈烈的青训工程再也无法搞下去了，阎的满腔热情连同足协的900万巨款差不多都付之流水。而在此后的一年多里，老阎再也不言必谈“中国的盖兰计划”，而把精力集中在了2004年国字号的三大战役中，理想主义彻底让位于政治需要。

　　作为“阎世铎新政”的另一项核心工程，“中超”堪称是老阎精心设计和导演的一项政治阴谋和一场商业骗局。

　　这个案例十分典型地揭示了阎世铎搞足球的致命缺陷，他能看到问题所在，也愿意动手解决。然而，一方面，他以及他所能依靠的那个团队的执政能力远远低于成就那些伟大工程的最低要求。另一方面，阎世铎依然奉行精英治国的传统思维，企图用行政的办法和力量去做那些应该由市场做的微观事务。当事情进展不顺利时，他自我反省的结论是：行政的权威还不够，资源的掌握还不多，因而必须追求最大的集权，最终走向独裁和专权。

　　有一个客观因素不能不提，2003年，体育总局成立了财务管理中心，将原来分散在各运动中心的财权集中到总局，实行收、支两条线的财务管理体制。这样，足协再有钱，要干什么事也必须先立项，经报批后才能实施。更何况，知情者指出，位于香河的国家足球训练基地预算一个亿，实际造价远远不止这个数，这基本掏空了足协，“足协并不是钱多得没地方花”。

　　谁都在高喊从娃娃抓起，可是，不论是从政绩需要还是财务报批来看，豪赌出线远比投资青少年足球更能获得批准。

　　建立中超联赛是“阎新政”中另一项核心工程。中超的概念，显然受了英超的启发，也存在与日本J联赛竞争的因素。当然，新官上任的阎世铎还有一个不便公开的目的，即借此清除前任的影响和痕迹。

　　很多人把王俊生称为中国职业足球之父，这让老阎听了分外不爽。实际上，1990年代的中后期，甲A虽出了假球黑哨等诸多问题，但联赛总体运行还是健康的，对球迷、媒体和资本都还有强大的吸引力。在这种背景下，阎世铎在2001年初的足球工作会议上骤然推出中超设想，要把职业联赛推倒重来，着眼点显然不仅仅在于联赛本身。当时，王俊生就公开表示，甲A这个品牌就这么废了，实在可惜。

　　不过在当时，人们大都被阎的如簧推销所吸引，阎称未来的中超只有8-10支球队，少而精的联赛势必场场精彩，而球市好了，什么都会有了。阎还表示，未来的中超将按股份制构建、公司化运作，今后还将发股票公开上市，这是一个怎么想象都不过分的超级大蛋糕。

　　现在看来，阎世铎的种种描绘和许诺，要么是无知，要么是蓄意欺骗。甚至可以说，中超堪称是阎世铎精心设计和导演的一项政治阴谋和一场商业骗局。政治上，通过改变LOGO和游戏规则，全面清除王俊生的痕迹和影响力，打造阎世铎个人的政绩工程。经济上，通过大肆签发空头支票和提高进入门槛，诱骗更多的资金和资源入瓮，成为其政治足球的取款机。

　　可怜的中超就像个先天不足的婴儿，艰难出世后又遭无数劫难，最终只能玩完，同时也宣告了“阎世铎新政”的末路。

　　根据1月足球工作会议的精神，不久足协成立了中超办公室，时任联赛部主任的朗效农转任中超办主任，留下的空缺则由其副手杨一民继任。这一人事变动本身就充满了玄机。郎的人品无懈可击，如果说足协官员中还有让人称道的人物的话，老郎肯定是第一人选，他甚至被一些俱乐部人士称为惟一信得过的足协官员。但年届50的老郎一看就是一名事务性的官员，不论是观念意识还是知识结构，都与需要具有现代市场经济头脑和前瞻意识的中超办头头有明显差距。

　　相反，杨一民才40出头，又拥有北体大博士生导师的吓人文凭，理应成为中超设计师的当然之选。但阎世铎的选择就是与众不同，虽然，根据阎的既定思路和现行体制，杨也好，郎也罢，谁当这个中超办的头都改变不了未来中超的大模样，但从官场政治的角度看，事情却完全不同。

　　老郎在中超办辛苦了两年多，随着中超办的解散，回来又干上了联赛部主任的老本行，但眼睛一眨间老母鸡却成了鸭——杨一民，这位原来的副手兼徒弟居然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这也是历次足协官员升迁中最让人费解的一幕。

　　1980年代，杨一民退役后考进北体，成为著名的“北体帮”一员，然后进入足协。在足协的这么多年，从技术部到联赛部，杨一民没有干出任何值得一提的政绩，却在阎上任后的两三年里，从一个足协中层干部蹿升进足协领导层，还是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一个副主席！阎世铎排斥异己、培植亲信的手段之狠可见一斑，因为杨所接管的，正是原来南勇、张吉龙所把持的项目——国家队、联赛、商务开发和外事等足协最重要的几大山头。以此来看，老郎的外放中超办，纯粹是为了给杨一民挪位置、增加一份资历而已。

　　那么，郎效农在中超办的两年时光里，又忙出些啥名堂呢？一是会同鲁能俱乐部总经理董罡等人弄出了一部“中超大法”——洋洋几万字的中超章程。二是带着马成全等部下忙于到各俱乐部，检查各项中超指标的落实情况。

　　总的来说，中超章程起草得还不错，让人们初步领略了一番规范职业足球的模样。可惜，阎世铎只是拿它充当门面，中超的规矩根本不是由这部“根本大法”来定的。比如，章程规定中超委员会是中超的最高决策机构，但实际上，中超什么事还不是都由足协主席办公会议决定的？再比如，章程规定中超的商务开发权归中超开发公司所有，但实际上，中超都打了一年了，生意上的事还不是全由福特宝给捏着？若不是近来徐明等人造反，这成立中超公司的事儿差不多都给忘了。

　　由此可见，这老阎让郎而不是杨去搞中超办还真有讲究，既然是糊弄人的事，怎么能让爱将虚度两年时光呢？不过，有些事也不能全推到老阎头上，作为中超大法炮制者，老郎也得对一些问题负该负的责任。

　　2003年，末代甲A保级战进入最后关头，一位IT行业的球迷，通过计算机演算发现了中超法则的惊天漏洞。要说清漏洞的原理还颇费口舌，结论就是，由于规则漏洞，濒临降级的力帆必须在最后一场主动输球，借他人之手才有一线保级希望。

　　该发现在本报率先公布后，引起了广泛的好奇和关注，而保级大战的实际进程也越来越接近这种可能。最后一战，力帆果然在主场1比3告负，只是由于天津队在上海突发神勇，击败正与申花争冠的中远，才没让“输球冲超”的奇闻变成丑闻。

　　如果说，要让老黄牛般的郎效农在纸上作业时杜绝一切漏洞有点苛刻的话，那么嗣后，在辽足做假还能进中超一事上，足协的双重标准就完全不能原谅了。在中超章程里，规定了详细的进超标准，除了球队成绩，还有诸如俱乐部经营、梯队建设和基地等林林总总一大堆。对此，不少老总发牢骚，在目前恶劣的市场环境下，你要让俱乐部实现年经营收入3000万以上，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做假帐。

　　造假，包括做假帐对各俱乐部来说并非难事，每年为了应付足协的限薪和规避税收，各俱乐部还不是至少要做两个版本的球员工资收入清单？于是，在郎效农们到各地检查时，即使经常拖欠工资的俱乐部也都能漂亮通过验收。问题出在辽足身上，不过这也不是老郎查出的，而是辽足在东北的对头——长春亚泰捅出的。据说亚泰出钱收买了辽足某官员，弄到了辽足做假帐，把万林基地算作辽足资产的证据。

　　铁证如山，辽足也难以抵赖，只得说是万林做假帐。事情到这个地步应该很好处理了，即使是万林造假，且不是辽足指使，但你辽足正是凭着这伪造的证明才通过中超资格认定是事实吧？而用造假手法混进中超，辽足至少要被剥夺中超资格吧？

　　惟独足协不这么认为。最终，辽足受到了“通报批评”，但中超资格无恙。有知情者揭密，一是辽足背后有“贵人”相助，老阎不好驳了此人的面子。二是这个亚泰，当年在“假B五鼠案”时，别的俱乐部都接受高压，惟独它竭力抗争，甚至把足协告上法庭，老阎烦着它呢。这次居然用收买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搞辽足，企图取而代之，足协岂能让它得逞？

　　不过，当初为了拿到辽足造假的证据，以及亚泰如何弄到证据的内情，老阎曾一再对亚泰老板刘玉明表示，你们好好准备，一旦调查核实辽足确实造假，就准备替补吧。这让亚泰感到进超有望，结果却根本没戏。其实，老阎的这点政治手腕，当初对宋卫平使过，后来对徐明等人也使过，这些精明的生意人居然一个个中招。

　　2004年5月16日，中超终于掀开了盖头，没有想象中的热闹喜庆，因为这不是习惯看球日，权威的央视没有一个画面、一句报道，精心准备的揭幕仪式也被通知尽量简化。并非老阎不想热闹，不爱排场，而是业已成为他唯一事业寄托的豪赌出线工程遇到了大麻烦，他已没心思搞中超了。

　　为了给奥运会预选赛让道，联赛被史无前例地安排到5月开打，但早春3月，国奥首战不敌韩国，次战在武汉居然连大马也赢不了，备战4年、糜费上千万的国奥，仅仅打了两场后就在事实上出了局。阎世铎犹如被万箭穿心，不得不赶到武汉向球迷道歉，甚至泪洒当场。阎某人还公开承诺，待全部比赛结束，他将承担全部责任。

　　这自然又是一张空头支票，即使女足在奥运会上8球惨败，小组都未出线，老阎也安坐于主席位置。可怜的中超，就像一个被始乱终弃的怨妇，先是被迫给国奥让道，连一个堂堂正正过门日子都搞不定，然后是亚洲杯和预选赛无休止的肢解。最过分的是，尽管国奥3月就玩完，但中超却一直等到5月国奥比赛全部结束时才开打。这充分说明，中超仍只是出线足球的小媳妇，一如甲A时代。

　　新生的中超一出生就劫难不绝，球迷越来越少、赌球愈演愈烈、资本纷纷出逃，到了秋天，更闹出了史无前例的罢赛风波以及资本革命。不管这场风波如何收场，都改变不了中超玩完了，所谓的“阎世铎新政”也玩完了的事实。

　　11·17，不是中国足球的审判日，而是对阎世铎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体制的审判日。

　　(周文渊)

　　《体坛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