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围棋手生存调查 有人倾家荡产有人家破人亡

　　一将功成万骨枯。现在的职业选手并不见得有名，但在业余通往职业的门槛处已经“倒”下了无数棋童。而即使已经成为职业选手，彭立尧还只能是和另外一个棋童家庭合租在北京。在此之前，彭一家租的是筒子楼。

　　彭立尧的故事

　　望子成龙，父亲赴京打工

　　彭立尧：1992年生，湖南岳阳人，职业二段，去年定段

　　从中国棋院的正门往东走500多米，然后再沿着那条铁路线的内侧折向北边，会来到一个叫做“长青园”的居民社区。
因为位置靠近、较为方便的缘故，许多棋院工作人员都居住在这里。记者在去彭立尧家的路上，就迎面“撞”到国家队教练刘小光九段踩着自行车去上班。长青园的建成使用大概有些时间了，大多数都是些半旧不新的房子，12楼一单元12号，这是小棋手彭立尧的家。准确地说，应该是他的租住房。

　　只有两台家用电器：

　　电扇、电脑

　　“孩子去天津打比赛去了，每年的这个时候小孩子的比赛很多，得抓住机会长棋呀！”或许是同样来自湖南、乡音相近的缘故，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彭九华倒没有过多的陌生和拘束感，记者甫一落座，他就打开了话匣子。记者抬头打量对面墙上的围棋人物画像时，彭九华将落地电扇调至高速档，彭的妻子倒了杯茶走过来，同样快人快语：“我们原先住的是筒子楼，后来才搬到这儿来的。三室两厅的房子，1600元一个月，在北京算很便宜的了，但我们也是与人合租的。”小棋手陶欣然同样来自湖南，他和“陪练”的母亲一起与彭家合住这套房子。彭氏夫妻一间，陶母住一间，两位棋童则在另一小房间里开起了上下铺。除了一台显示着“中国围棋等级分排列”字样的电脑外，整套房间内没有其他显眼的家用电器。

　　彭父的天赋论：

　　他看棋竟然看入门了

　　彭立尧1992年生于湖南岳阳一个棋风很盛的小镇。在他很小的时候，喜欢围棋的彭九华经常邀两三棋友在家对弈，彼此虽都是业余水准，但兴致颇高，弈至深夜是常有的事。“我们在一边下的时候，他就在一边看，下多久，他就在一旁看多久。棋下完后复盘，他也半步不离开，而且经常整夜不睡觉。奇怪得很，过不多久，他竟然就入门了，会下了。下棋这事他纯粹是看会的，我倒从没真正教过他。”彭九华今天说起小立尧的围棋启蒙之路时，兴奋中还透着些许惊奇。

　　1999年7月8日，见小立尧对围棋颇有悟性，同样喜棋的舅舅将他送进省城长沙最有名的围棋学校———“围棋实战教室”，师从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杨文杰老师。一个月后，杨老师托人捎口信给彭九华，叫他“来一趟”。当时彭九华心里还有些忐忑不安，以为小孩出了什么事情。到校以后，杨文杰告诉他：“小家伙在这里年纪最小，却进步飞快，看来天资不错，是块下围棋的料。我水平有限，为不耽误他成才，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彭九华当时未表明态度，回到家后和妻子一商量，跟亲友一合计，下定了决心：既然孩子这么喜欢围棋，又有潜力可挖，就好好培养吧。有机会的话，让他到更高水平的学校接受指导。

　　彭家作出的牺牲：

　　夫妻离湘，来京找工作陪儿子

　　2000年，彭九华托在北京的同学就孩子的事与聂卫平围棋道场取得联系，对方表示同意接收。彭九华于是带着孩子赶到北京，与道场方面办妥各项手续，让彭立尧寄宿在道场，全天候学习，费用1000元/月。当时的彭九华，每月工资1000元出头，而其妻没有固定收入。“头一年，逢寒暑期和五一、十一等长假，光来回北京的车费就花了5000多块，还不包括食宿和其他费用。”彭九华说到这时语速放缓，“当然，那一年他的确进步明显，到北京1个月后就得了无级班第3名，回家过年那段时间，镇上已没人下得过他了。”

　　道场对棋手的饮食起居都能负责，但千里之外的父母自然不放心，加上从湖南到北京之间的往返之间，既花销巨大，又耗费时间，还难免影响本职工作，于是，2001年6月，彭九华作出了他认为可能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项决定：辞掉工作，到北京来陪小孩。

　　人是来到了北京，可以照料到儿子，但首先也面临着找个着落、谋份差使以维持生活的迫切问题。提起当初刚来北京“白手起家”找工作的那段时间，彭九华没有过多言语，而是引用了那位最著名老乡的一句话：“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呀！”但他同时还承认，“其实我还算幸运的了。毕竟在北京还有熟人，找工作也才用1个多月时间。还有很多与我们情况类似的家长，他们到北京可是眼前一团漆黑呀，花费好几个月也不一定能找到差使，还要供给自己的小孩，日子确实艰难呀。”

　　问题还不止这些，彭九华当时打工的公司位于北三环的安贞桥畔，而儿子所在的聂道场靠近南三环，工作之余与孩子见面机会也只是“大约半个月一次”，2002年有段时间，道场的袁老师经常给他打电话：“彭立尧都快玩疯了，棋力也提高不大”。权衡再三，彭九华将电话打回老家，干脆叫妻子也来北京，在北京租房子，全力照看儿子。

　　“我是2002年4月19日到北京来的。”交谈中，彭立尧的母亲对事情记得很准，哪年哪月哪日常常是脱口而出。当时为贴补家用，彭妻找亲朋借钱在老家镇上花5万块钱新开了一家网吧。

　　接到丈夫电话后，彭妻只好将开业不到一个月的网吧折价转让，来到北京。一家三口在北京会聚后，彭立尧的母亲也没找工作，全心负责孩子的饮食起居。

　　彭家经济账：

　　在他身上花费10余万（含借债）

　　即便是彭立尧去年定段成功，在不久前的全国段位赛上又十一连胜，等级分涨了不少，而且国少选拔赛上位列B组第3，但离最终入选该队进而步入中国围棋的一线阵营毕竟还有距离，但彭九华坦承：“这些年用在孩子身上的花费就10多万，还是借了债的。不过只要孩子有心，愿意向这方面走，我们当然也是尽心尽力。”至于孩子能下到何种程度，彭氏夫妇态度一致：“能否有名有利是孩子的个人造化，我们俩只求无愧于心就行。”



　　■“活口”

　　从业余到段位：1/10000

　　中国棋院某资深官员认为，全国段位赛是棋手生涯的门槛：打上了职业段位，就意味着获得了在职业棋场上安身立命的通行证；反之，则只能继续以业余之身份，上下求索。
全国段位赛始于1982年，至今已产生近300名职业棋手，这是整个中国围棋金字塔建构中的塔尖部分。而作为支撑力量的塔基部分，以围棋为专业志向正在学棋的青少年棋手的总量会有多少呢？这是个连中国棋院都无法给出确切数字的问题，只能以大致的分数比率来稍作考量。

　　2005全国段位赛7月在宁波结束，参赛者达430多人，而固定的定段名额只有20个，比例不足5%.该官员介绍，许多人把定段赛当做围棋的“高考”，而事实上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高校的招生录取率要远大于围棋的5%.即便是这成色不足的5%，也只是定段赛“决赛阶段”的比率，考虑到能够参加最终的定段赛的小棋手都是全国各地经过层层预选才脱颖而出、好不容易获得一张入场券的尖子棋手，因此最终的定段率，其分母部分会成倍扩大应是不争之事实。目前，各类围棋道场和培训班是承载中国围棋人口的主体。作为国家围棋队教练员和未来国少队的主帅人选，吴肇毅九段此前有着长期经营管理围棋道场的履历，他透露：北京的聂道场、纹枰春晓研究会、郑弘道场、汪剑虹道场、杏泽围棋学校等几家主要围棋学校，学棋的小棋手人数在300人左右。综合其他学校和各类培训班，北京的“棋童”人数应该以“1000”计数。中国围棋版图上，北京、上海、杭州、南京、成都、重庆、武汉、天津、哈尔滨等大中城市是“吸纳”围棋人口的重中之重，因此，在“1000”的基数上乘以“10”，再综合全国其他地方，会得到前文所述的5%的分母部分大致是“50000”，也就是说，从“定向”到“入门”，全国的小棋手都不得不面对“万里挑一”的被动选择。

　　■“活路”

　　业余五段享受高考加分

　　那些“只差一步”从而始终在职业段位大门外徘徊的小棋手，出路无外乎二：要么埋下头来，重复钻研361个交叉点上的纷繁组合，以待来年；要么及早转向，收拾起有些陌生的课本，走进课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业余五段以上的棋手可与国家二级运动员等同视之，在高考等升学考试中享受“20”分的特长加分。因此，与其让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艰难惨烈、耗资巨大成为个人及家长的不能承受之重，倒不如当做一门爱好与特长，在升学中获得程度不同的加分来得实在。不过这20分也是“代价不菲”。据聂卫平道场副总经理姜红介绍，现在北京的各个围棋专门学校中寄宿学棋的小棋手，仅用于学费和基本生活费的年花销是“4万左右”，还不包括作为“陪练”的父母的消费及其他日常支出。

　　定段之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筒子楼有可能还要继续租。成为国手的毕竟只有少数，更多的人开始冲击联赛，如果联赛不行，还有上大学，不愿意上大学，那就自己去开棋校。

　　朴文尧的故事

　　往返北京，父亲遇劫身亡

　　朴文尧：1988年出生，哈尔滨人，朝鲜族，职业四段，国青队员

　　记者敲门进入中国棋院615室时，朴文尧正在和他的室友黄晨摆棋，而此时食堂开饭的时间早过。
“我现在算是国家青年队员了，平常与国家集训队一起训练。现在分在B组。”朴文尧论等级分排名和成绩，原本应该分在C组，因为要在不久的LG杯八强战上阻击韩国棋手朴正祥，马晓春将他与王煜辉等同视之，分在了“高看一线”的B组，因此这位17岁的朝鲜族少年在说这番话时还多少有些不自在，眼镜后面透出些许腼腆。

　　入段经历：

　　从1995年到1999年花了四年

　　“现在好多了，与过去相比，生活方面有了保障，而且能与这么多高水平的棋手一起下棋，训练环境也很稳定，有利于水平的提高。”朴文尧话虽不多，但还是不由自主提到了他的过去。

　　年长4岁的朴文尧与彭立尧有着相似的学棋背景。都是家中有位会下围棋的父亲，耳濡目染之下，得以进入这多少有些神秘的黑白世界。1995年7月，朴文尧由父亲送入哈尔滨当地一家围棋俱乐部，在朱燕铭、陈兆锋老师的帮助下接受系统的正规训练。与此同时，朴父还不忘请专门的家教老师对其补习文化基础课。“我不能说天赋高，但自从接触围棋以来就喜欢学习它的各种招式，能钻得进去，还算比较稳健扎实吧。”朴文尧认为自己棋才不算出众，但韧劲还算可以。在哈尔滨围棋学校那几年，他就这样稳健扎实地提升自己的棋力，1999年7月，终于在全国段位赛上“打上了”，成为一名职业初段。

　　沉痛打击：

　　朴父被歹徒用铁棒杀害

　　在与记者交谈时，朴文尧不太愿提及以前的生活，特别是他父亲将他送上围棋之路以及如何扶持他不断提高的往事。起初记者颇为不解，以为是其内向性格使然，追问再三，才得知对他影响至深的人现已不在人世，也才有了他后来在北京学棋所遭遇的种种艰难。

　　2000年前的一段时间，为给儿子习棋以资金支持，朴文尧的父亲一直往来于家乡与北京之间，做着生意。可就在2000年的那个夏天的晚上，当朴父行走在北京的一条小巷中时，一名歹徒用一条铁棒从背后将其打倒在地，朴父当场殒命，而歹徒将其随身所带物件洗劫一空而去。不仅如此，此事在相当长时间内还成为公安机关无法告破的悬案。“一直到现在还不知罪犯是谁吗？”记者忍不住问。“现在案子破了吧，那歹徒是个惯犯，抢劫了好几起，我听我妈说的。”朴文尧回答时，没有过多表情。

　　家庭支持：

　　朴母给人做饭，每月补贴几百元

　　而恰恰是在这一年，朴文尧与王昊洋、马笑冰等人通过了国家少年队的选拔，即将来北京参加学习和集训。回忆当时的情景，朴文尧的母亲权女士沉默了好长时间后叹了口气：“现在都不知是怎么过来的。我反正当时只想着，是他爸将他送上这条路的，现在他有了机会，就不能让他白费，否则更加对不起他爸。”就这样，权女士只身一人带着孩子来到北京。在北京人地生疏，因此孩子在国少队训练，她则租居在棋院附近500元一月的筒子楼里。1年之后，朴文尧从国少队中落选，这一来，母子俩的生活更加陷入困境。以前，至少孩子的训练可以得到保障，棋艺不至于荒废，现在她还必须找机会让孩子有棋可下，而且还必须保障母子俩的生活开销。权女士先是找老家的亲戚朋友借些钱，再自己找到一所学校，靠帮人家做饭负责伙食来挣得一个月几百块的收入补贴家用。然后，她又与其他同样为了孩子学棋而来北京的老乡联系，共同凑钱租借场地，将这些孩子召集在一起，共同训练。用权女士自己的话说，“一天到晚家里、学校、棋室三边跑，而且案子都未了结，我的压力只有自己心里清楚。”

　　外界支援：

　　曹薰铉捐出随身带的5000多元

　　虽然接受别人的资助并非所愿，但还是有好心人以各种形式对朴文尧表示过同情和勉励。不但本国棋界人士对他给予过钱物方面的资助，同为朝鲜族的许多友人也向他伸出过援手，《围棋天地》杂志资深朝鲜语翻译李哲勇先生知道朴文尧的状况后就通过多种渠道对其表示慰勉。在2003年的全国围棋团体赛上，韩国“围棋皇帝”曹薰铉因事在场。李哲勇主动向老曹介绍了朴文尧的情况。同为朝鲜族、又是性情中人的曹薰铉二话没说，当场找到朴文尧，将随身携带的5000多元人民币资助给他。

　　即便这样，朴的母亲权女士透露：“我们现在还是借了债的，有几万块吧。现在虽然没住筒子楼了，但也是与人合租的房子，1400块一月。”

　　说起这些事时，17岁的朴文尧反复向记者说明，他不太在意以前的事，也不觉得自己与别的同龄棋手有什么不同，“还算正常吧，我现在只想把棋下好。”说是“不在意”，朴文尧只是不愿说自己罢了。交谈中，他总是一遍遍讲述其他小棋手的不容易：“聂道场旁边的那栋筒子楼，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棋手父母都住在那里。我住过，马笑冰家、王昊洋家还有其他人都住过。以后肯定还会不断有人住进来。”记者问他，中国学围棋的人太多，要将其当做职业的话，这个“面”太窄了点，真正能扬名立万、有出头之日的更是少之又少，因此你不担心到头来或许只能算作泛泛之辈吗？“朴文尧表示还没想这么多：”有棋下就行吧，既然我喜欢它，当然要想办法往上走，其他人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们从小学的就是这个，目前除了下棋，也没其他比这更合适的，想退回去更难。而且我现在的状况已比以前好多了。与大连队签了约，能打上围甲了，以后的日子应该会更好些。就算不能出名或者拿世界冠军，我也可能满足了。“末了，朴文尧又补充一句：”当然，我想任何一个棋手都很想夺取世界冠军。“

■“活口”

　　从定段到国手：1/1000

　　“打上了”是那些陪着孩子在北京练棋而又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对于“定段”的通俗称谓。对于他们而言，“打上了”就意味着孩子迈过了一道“槛”，进入了职业围棋的天地，光明在前，以后的荣耀与收成，多少有些指望了。
殊不知这还仅仅只是“入门”起步而已，想要有所发展，前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中国学棋的孩子千千万，以学棋为职业志向的孩子万万千，即便是“定段”成功，大多只能在各类社会办学性质的围棋培训班和学校、道场继续修炼，要成大气候，则需踏上中国棋院主导下的国家少年队———国家集训队这一垂直体系的必由之路，以享用最优质的围棋资源配置和培训。

　　国家少年队实行选拔制，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定额选拔有所不同的是，并非一次比赛定终身，还需结合小棋手的等级分和在棋上表现的才能等综合因素进行考量，才能决定是否能最终入选。今年的国少选拔赛参赛者近40人，A、B两组的前两名作为参考对象预备入选，几率10%，也就是1/10.而等级分的考量，则为一大批围甲、围乙催生出来的少年高手提供了机会和舞台。因为他们或许一次成绩不佳，但大量高质量的对局则为他们捞足了等级分。

　　即便是入选了国家少年队，也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今年入选了国少队，如果来年在选拔赛中成绩欠佳同样可能被调整出队，16岁以下的规定、5到6人的编制让“一代新人换旧人”的概率时时存在，竞争压力不可谓不小。

　　同样道理，入选了国家少年队，更上层楼力争进入国家青年队甚至国家集训队，就成为每一位身在其中的棋手迈入顶尖棋手行列的必选，但目前国内等级分排名前100的适龄棋手实力相差无几，谁挤掉谁都不算意外，因此这个比例大致在1/100.综合起来评估，定段后的棋手若想迈上国家集训队，几率大致在千分之一。

　　■“活路”

　　进国字号无门 可入大学围棋班

　　对于多数拥有了职场门票而又发展受阻的中层棋手，他们的出路无外乎三种：围甲、围乙方兴未艾，征战赛场一年所获收入也很可观；转入校园，学习文化二次创业。现在的不少大学校园都设有围棋班，招收特长生，重庆女棋手唐莉就以职业二段的身份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发挥专业优势，开设道场、学校等围棋专门培训机构，或者直接从事教学工作。一般职业高手设坛开课的话，好的光景1年可有10万元左右进账。汪见虹、郑弘、吴肇毅等人正是在当年淡出国家队一线后，自己动手创业打出了一片新天地。而吴肇毅也正因为近些年在创办道场、培养新秀等“专业课程”上绩效不俗，才得以“重回庙堂”，出任国家围棋队教练组成员。

　　“韩流”汹涌。近十年来，中国围棋一直被韩国围棋压着，中国出一个围棋世界冠军的轰动效应远远大于韩国。常昊六度称亚，最后方拿回一个世界冠军，至此方可称“修成正果”。而别人，永远要面临自己还是不是“一流”的拷问。

　　■“活口”

　　从国手到世界冠军：1/100

　　孤峰顶上，红尘浪里。对于芸芸棋手而言，世界冠军是他们的最高理想和永恒追求。可藤泽秀行先生一句“棋道一百，我只知七”却道尽了围棋的精微玄奥和无限艰辛。
不但需要穷尽毕生心智而苦苦求道，还需具备“一生悬命”的胜负师气质和“不搏二兔”的淡泊心神。正因为此，常昊七进决赛、六度蛰居后才孜孜求得一座应氏杯。

　　从中国围棋的现实层面来看，不但世界冠军并非一蹴而就，就连获得一次世界大赛的参赛资格，也非易事。除了韩国举办的三星杯和LG杯实行公开赛制、选手可自愿从预赛打起外，目前中国围棋世界大赛的资格认定实行“轮换制”为主导的、轮换与选拔相结合的机制。世界冠军当然可以参加第二年度的所有大赛，亚军一般也可获得半数以上的机会，但对于其他一线担纲棋手而言，一般只有获得一次国内头衔，才可相应获得一次世界大赛的参赛机会。而国内目前的传统棋战，无外乎名人战、天元战、倡棋杯、理光杯、阿含桐山杯、NEC杯、CCTV杯、全国个人赛等。近来中国棋院又引入了能即时反应棋手状态的等级分位次排列，以作世界大赛资格的参考依据。这也意味着，部分棋手即使身无一冠，但等级分靠前的话也可有限获得世界冠军的竞逐资格。

　　公开赛除外，从近年来其他世界大赛的参赛席位分配来看，中方一般是5－8个，考虑到免选席位和自动入围资格，姑且算作10个。而自从1988世界围棋元年诞生第1个世界冠军以来（富士通杯），不计快棋，世界棋坛至今已产生50多个世界冠军。而中国围棋从1995年马晓春首捧富士通到不久前常昊问鼎应氏杯，也才4次登顶。夺冠比率不足10%.参赛机会是1/10，参赛后的夺冠几率充其量10%，因此普通的一线棋手，实现世界冠军梦的机会也只能是“百分之一”。

　　■“活路”

　　夺冠无望 不碍去围甲赚钱

　　世界冠军可望而不可及，当然不会是棋手的惟一追求。除了不懈钻研棋道、满足不断提升实力的自身需求外，现实的市场需求也可让他们找到价值所在。1999年围甲联赛启动以来，不但让棋手有棋可下，提升实力有了保障，还可获得丰厚的收入回报。现在正处当打之年的一线棋手，如果以主力身份参加围甲联赛，除了保证基本工资外，一笔不菲的对局奖金同样诱人。再加上参加其他比赛所得，年收入30万以上。这还只是属于中上层次的收成。而常昊、古力等超重量级棋手，年收入过百万早已不是新闻。
（光明网—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