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领导到底有多爱足球？答案：非常爱

　　【国家领导到底有多爱足球？——非常爱】此前，央视各频道每晚8时必有滚动新闻。92年，中国队在奥运会预选赛对阵科威特，胡志军打入一球，滚动新闻就开始了……邓小平最理解观众的心情，委托办公室的人指示央视今后不要中断足球直播……从此以后，球迷们可以好好的看球了。

　　当晚，中国国家足球队在合肥主场以1：5惨败给泰国国家队。来华参加这次友谊赛的泰国队以青年球员为班底，平均年龄只有22岁。这场比赛前，国足已经输掉了两场友谊赛。

　　就在比赛当天早上，有媒体以“中国足球急需一个软柿子”为标题做了报道，没有人能想到，面对泰国足球小将，国足反而创下对阵亚足联球队的单场失球最高纪录。

　　这在国足球迷心中可以算上一个“惨案”。

　　就在十天前的6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墨西哥国会演讲时说：“我是一个足球迷，中国足球一直很努力。”一直以来，政治高层对国足始终有所关注，不过，至少这一阵子，他们可能要失望了。

　　习近平看中国足球曾愤然离场

　　整整30年前的1983年6月，时任河北省正定县县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曾在上海观看过一场国足的比赛，那一场比赛的最终比分也是1:5。

　　那场比赛是国足对阵上赛季英甲（当时没有英超，英甲为英国顶级联赛）亚军沃特福德队。沃特福德队的牙买加裔边锋约翰·巴恩斯把中国队的防线冲得七零八落。在国足丢掉第五个球之后，习近平再也坐不住了，和同去的聂卫平一道愤然离场。聂卫平对《体坛周报》记者回忆道，那场比赛“看得伤心啊”。

　　如他所说，中国足球队此后给中国球迷留下的记忆，多数仍然是伤心和失望。据《党史文苑》介绍，就连邓小平也曾对他的警卫秘书张宝忠说：“我生平最喜欢看足球，看了几十年了，看到我们足球队就是有股闷气。”

　　《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披露，1997年中共十五大召开时，适逢1998年法国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最后阶段的“十强赛”。十五大会期的第2天，9月13日，中国队在主场迎来了第一个对手，西亚传统强队伊朗。在此前一段时间内，中国队和伊朗队交锋的战绩是四负两胜两平。9月13日的比赛，中国队开局顺利，先进两球，随后却被连扳四球，以2:4失利。

　　十五大期间，党代表的晚餐餐桌上，国足是少不了的话题。中国队输球以后，党代表们找到兼任足协主席的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有的代表抱怨：“你那个足球是怎么弄的，解散算了！”在党代会上被代表当面指责，袁伟民心里也不好受：“压力啊，那也是没办法，人都要面子，我心里也明白，因为足球没弄好。”

　　江泽民说：“不能只提胜不骄败不馁了”

　　2002年，国足唯一一次进入世界杯决赛圈。这支国足以三战全负，零入球，失球9粒的战绩结束了在韩国的小组赛赛程。

　　当年6月27日，袁伟民就一份有关体育的文件向政治局常委作汇报，讨论有关文件只花了十多分钟，但政治局常委之后对足球问题发表了不少意见。时任政协主席李瑞环说：“中国足球的水平就是这样。你让它高也高不起来，因为它没有这个本事，平时没有好好练，就是这个问题。”

　　对于这次世界杯的赛果，袁伟民其实早有预料，此前他就曾对中央领导表示，中国队能进世界杯是机遇，但要想在世界杯赛场上赢球还没到火候。6月中上旬，世界杯比赛进行期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给袁伟民打电话，大意是说，看来你当时对结果心里是有数的，落后是现实，关键还是要有拼搏精神，我们对于中国足球的要求也不是让你一次就要拿个好成绩，但是你们在比赛中还是要赛出个样子来。

　　在和政治局常委听袁伟民汇报之后，江泽民说：“不能只提胜不骄，败不馁了”，他再次强调：“不管拿什么成绩，要赛出一种样子来”。

　　邓小平提议足球要出国学习

　　高层重视却没起色的恐怕只有足球了

　　1973年10月9日晚，北京工人体育场，墨西哥市业余青年组球队同北京学生连队进行有益比赛。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与众人观看了比赛。图为比赛前，邓小平和墨西哥运动员握手。

　　2011年，温家宝访问西班牙时，在和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的会谈中专门提及两国足球交流。他希望能够促成中国和西班牙两国国家队的友谊赛，并且以后每年都举行两国足球交流。最终，国足在2012年6月同即将征战欧洲杯的西班牙进行了一场热身赛，以一球小负。

　　事实上，不管成绩如何，中国领导人始终没有放弃发展足球的计划。

　　足球“走出去”，学习强队的传统始自几十年前。1964年5月，邓小平、陈毅观看了巴西马杜雷拉队来华的比赛，这是1949年后，中国第一次邀请高水平职业队来华比赛。由于当时中巴没有建交，对方又要求一大笔出场费，举办这一场比赛，是由时任政治局常委的邓小平亲自批准的。为此，国家体委专门组织了全国26支甲乙级队的7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观摩比赛和训练。

　　1977年7月30日，邓小平到工人体育场观看中国国家青年队和香港足球队的比赛，这是他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首次回到公众视野。据《党史文汇》报道，邓小平在中场休息时，对国家体委负责人说：“你们可以派几名裁判去德国学习，要培养国际裁判，提高裁判水平。”赛后接见运动员时，他又说：“今后要走出国门，通过打比赛，学习先进，积累经验，尽快提高我国的足球水平。”

　　足球是世界公认的“第一运动”。为了推动国足的发展，中国体育管理部门也花了血本。改革开放以来，在足球、篮球、排球这“三大球”项目中，足球是聘请外籍教练时间最长，人数最多的。

　　《足球报》载，1992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在听取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汇报时表示：“中国足球的改革一定要学世界上足球最强的国家，要学习德国足球”。李铁映这么说，是因为1990年德国刚刚夺得世界杯冠军。中国足协请来德国人施拉普纳担任国家队主教练。他不仅执教中国足球队，还参加国家体委的会议，向中国官员介绍德国足球的发展经验。

　　中国足球队此后请来的“洋教头”，几乎都来自世界足球强国，霍顿来自英国，阿里·汉来自荷兰，米卢和杜伊科维奇来自前南斯拉夫，而卡马乔则来自近年来在国际足坛风头无两的西班牙。

　　把经济改革经验套用到足球上

　　大规模聘请外教和足球体制的改革不无关系。

　　早在1986年，胡耀邦就有设想，以足球为突破口，打破既有的“举国体制”，由于当时经济体制改革还尚在起步阶段，仍有许多政企合一的行业部委，他所设想的足球改革试点，就是“在体制上脱离体委，挂靠部委出资办球队”。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鼓舞了改革的拥护者，足球是体育改革的焦点，也是引入市场机制的突破口。当年6月的“红山口会议”确定了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路径。一年多以后的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甲A”和“甲B”正式开张。

　　几乎所有经济改革的经验，都曾被寄望套用在足球发展领域。同样是1992年，在邓小平的亲自建议下，中国在大连成立了第一个“足球特区”，中国的第一支职业化足球俱乐部——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由此产生。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还曾在俱乐部成立仪式上题词，“改革开放万事达，足球特区开新花”。

　　但对于普通的中国球迷而言，他们在1992年所感受到的最明显的变化则是，收看足球比赛转播不会中间被新闻节目打断了。

　　此前，中央电视台各频道每晚8时必有滚动政治新闻，雷打不动，这一安排经过高层同意，谁也无法改变。1992年1月25日，中国国奥队在奥运会预选赛中对阵科威特，晚上7点59分，胡志军打入一球，还没有来得及回放，滚动新闻开始了。亿万球迷急得要命，不少观众给央视打电话要求不要中断直播，但由于央视对这事说了不算，球迷的愿望没能得到满足。

　　球迷邓小平最理解观众的心情，他得知此事后，委托邓小平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给央视打电话，指示今后不要中断足球直播。自此，中国球迷再也不用担心球赛转播中插播新闻了。

　　足球版“中国梦”

　　习近平2011年会见外宾时曾说过自己对中国足球的三个愿望：中国足球队在世界杯出线，中国举办世界杯，中国得到世界杯冠军。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也曾有类似想法。1956年，曾取得赫尔辛基奥运会足球银牌的南斯拉夫国家队来访，与中国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中国队2：4告负。赛后，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球员时说：“我们今天输给你们，明天输给你们，但12年后要赢你们。”毛泽东的话，暗含对国足出征1968年奥运会的期待。

　　这个时期，苏联、匈牙利、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足球队在世界足坛叱咤风云。足球外交也成为社会主义国家间展现友谊的一种方式。

　　鲜为人知的是，国足历史上的第一位外教是1954年请来的匈牙利人阿姆别尔·约瑟夫。当时，匈牙利是世界足球顶尖强国，是1954年世界杯亚军得主。国家体委派出25名球员到匈牙利学习，直接受教于约瑟夫。足坛名宿张宏根、年维泗、陈成达、曾雪麟等，都曾是这支队伍的成员。

　　约瑟夫在匈牙利安排国足球员隔着网球球网踢足球，这种训练方法被称为“网式足球”。40年后，这种训练方式被另一位外教米卢，再一次带回中国国家队。

　　不过，1957年以后，中国不为国际奥委会所接纳，中国国家队也淡出了国际大赛。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体育重回世界舞台。中国球迷也更加期待中国足球能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然而中国国家队却在世界杯预选赛中连续遭遇挫折。1985年5月19日，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队对阵香港队，在只要打平就可出线的情况下，中国队却以1：2不敌对手。当天晚上，愤怒的球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外制造了中国足球史上的第一次球迷骚乱，史称“5·19事件”。

　　“5·19事件”后不到三个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在会见时任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时，向国家体委负责人传达了邓小平关于足球的指示：“足球要从娃娃抓起”。

　　如今，看到国足这样的表现，也许只能说，中国足球还是没能从娃娃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