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20日的《大公报》刊载了鲁迅先生的遗嘱，其中最醒目的一条是“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就是说装模作样，明明讨厌而故作不计较的人，是最阴险的，一定要小心。但是，在这个言不由衷、口蜜腹剑的时代，需要小心的人占了绝大多数，能像李娜如此敢爱敢恨的毕竟罕见，真实反而让她沦为另类；率性反而让她显得叛逆。
李娜在媒体、在领导面前总是那么的“不配合”，她就像带刺的玫瑰，你不知道哪句话就会惹恼娜姐。李娜拒绝为国家打球，更不屑替官员领导卖力，甚至没有亲近讨好球迷的姿态，比如“shut up门”、比如“三叩九拜论”。李娜能跳出体制牢笼大器晚成，与她的愤世嫉俗、蔑视权贵息息相关，休谟说得好：“骄傲和仇恨会使精神强健，忍受和谦卑会使精神衰弱。
从本质上来说，李娜最大精神特性就是“抗上”，就如同《西游记》里的孙悟空，管你玉皇大帝王母娘娘，抡起金箍棒就把天宫砸得稀巴烂。李娜是今年唯一非伤病原因，而不参加全运会的当红运动员，她用不着买谁的账，因为她不欠谁的。由于体制内训练长久的禁锢压抑，李娜本能的反感高高在上的东西，她鄙夷各种冠冕堂皇，而更贴近底层和大地。
与“抗上”相对应的是李娜的“益下”，李娜中网与小德的性别大战，实际上就是一场慈善赛，收入全部捐赠给宋庆龄基金会。和那些以慈善的名义作秀的娱乐明星不同，单飞后的李娜尽管每年至少要掏500万养活自己的团队，经济压力沉重，还是捐赠数百万到地震灾区和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李娜最灿烂的笑容都留给了弱势群体，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中网之前，李娜专程去北京一家盲人学校，与孩子们欢快的上体育课，她对此解释说：“跟孩子在一起，会单纯一些，没有勾心斗角，也不存在尔虞我诈，状态会更好一些。”帕斯卡尔说：“和人接触越多，我越喜欢狗”，而李娜更愿意到纯真的儿童世界得到片刻的安宁，一扫世事的纷扰和不堪。
李娜父亲的羽毛球梦想在体制内被戕害，李娜因为手腕硬无法打羽毛球，转而开始改练网球，从小都在经历严酷近乎折磨的训练。14岁，父亲去世，但教练几天后才告诉了她，因为小李娜正在打一项少年比赛。李娜16岁就大胆追求姜山，并在隐秘部位纹上一朵玫瑰代表着对男友的爱。20岁，李娜疲劳过度月经严重失调，被迫吃激素调节，不得不选择了退役……10多年训练生活，她没听到过上头一句鼓励的话。
可以说李娜的童年和青少年是极其不幸的，以至于教练卡洛斯，要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那套心理学理论，去帮助李娜化解童年时期的心理阴影，因为卡洛斯觉得这些黑暗的经历，阻碍到了她境界的提升。弗洛伊德说，一个人的童年将决定这个人的一生。李娜不希望孩子们重复自己的不幸，同时只有在孩子那里才能去伪存真，她享受与孩子打交道的过程，就像恶心与上级领导共事的遭遇。
朱自清写道：“世界上只有能憎的人才能爱。”在中国拥有爱心的运动员并不算少，但敢于公然抗上的，李娜是第一个。诸如乒乓球小山智利之辈，受不了队内的让球潜规则，负气远走东瀛，这种叛逃说到底是为一己私利，是逃避而不是抵抗。只有李娜是在坚守，是在抵抗。托马斯-曼在接受诺奖时反复强调：“没有比大规模撤退中，进行小股抵抗，更为光荣的了！”
翻开《中国体育年鉴》所能查阅到的都是所谓的“赛事成绩”和“领导精神”，既没有人性的历史，也没有历史的人性。像李娜这个具有颠覆意义的文化符号，早已超出了纯粹体育竞技的范畴，比那座法网奖杯更具开创意义，更有价值的是，李娜的人格魅力和反抗精神——她爱底层、爱孩子，爱真实的表达；她恨体制、恨官员，恨舆论的势力和虚假。《周易》云：“损上益下，民悦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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