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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当邓亚萍即将调入人民日报并掌舵人民搜索(后更名为即刻搜索)的消息公布之际,曾有专家“高度评价”她的职业转型:
“邓亚萍跳出了体育圈,不断开发自己的社会资源和综合能力,事实证明,她能够塑造新的社会角色,并且同样成功。”
5年后回过头来看,这一赞语更像是讽刺。即刻搜索以与盘古搜索黯然合并告终,在坊间留下“邓亚萍败光20亿”的传言,虽经辟谣仍流传不息。而今,邓亚萍不过是被中国政法大学聘为兼职教授,却激起学生发公开信质疑,教授发声明“不与共处”。政法大学虽已回应“符合规定”,邓亚萍任职部门也是对口的体育教学部,但舆论反弹依然激烈。
每当看到这种昔日的风云人物公众形象逆转,都让容易让人想到几句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假如邓亚萍没有“体而优则仕”,没有趟人民搜索这滩浑水,而是以乒乓运动员的身份淡出公众视野,今日还会如此难堪吗?
在这一二十年间,邓亚萍的宠辱逆转,不仅反映了她个人职业转型的能力与机遇,更折射出整个社会的观念变迁,尤其是公众对举国体制的好恶转换。不理解公众观念的今昔之变,便难以体会邓亚萍的命运曲线为何这样行走。
邓亚萍曾经是举国体制的宠儿,也可以说是既得利益者。虽然和官二代不同,体育冠军的成功与本人的天赋与努力分不开,但举国体制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助推器。举国体制意味着优胜者占用了额外的资源,意味着“一将功成万骨枯”,也意味着一旦登顶之后,“官商学”条条大路都为他/她敞开。
然而不幸的是,邓亚萍经历的是举国体制盛极而衰的历史转折时期。她如日中天时,乘的是举国体制的东风。但是当她利用举国体制的余热步入仕途、跨行搞IT、业余当教授时,公众正在对举国体制进行反思与批判。
其实水温的变化泳者早应该感知到。2010年广州亚运会时,新华社记者向邓亚萍抛出“我国的举国体制取得的辉煌成就的背后,是人民身体素质每况愈下、群众体育设施场馆不足”的尖锐问题,她回答道:“举国体制,是由于我国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发展决定,也正因为如此,我国的竞技体育才发展得如此之快,并且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人民身体素质和大众体育设施的建立,与举国体制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被解读为“邓亚萍力挺举国体制”,遭网友批评,被认为是既得利益者“站着说话不腰疼”。
举国体制典型的特征就是“赢者通吃”。就好比有的中小学班级完全以成绩论英雄,只要一个学生成绩好,那么纪律、劳动、锻炼这些事做得差些老师也不计较,而且所有的奖励和机会都优先给“好学生”。然而邓亚萍成名于举国体制,却正在经历“后举国体制”。在“后举国体制”,人们不再相信世界冠军可以无条件得到各项好处,可以把事情办砸而不得到追究,所以人们显得“忘恩负义”、“斤斤计较”,
那个得了冠军就能一路畅通的时代过去了,“后举国体制”看起来是对运动员的凉薄,其实对他们是一种解脱。如果以更专业化的眼光看待冠军,那么李宁当年在汉城奥运会上,从“英雄”沦为“罪人”的悲惨往事便不会再发生。当然,这更需要运动员尤其是过去举国体制的宠儿,以积极心态适应新的时代,为自己的每一步负责,而不是吃老本,留恋于那个赢者通吃的时代,可以不受质疑地“体而优则仕/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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