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马家军更惨 东德女选手服禁药变成男人

 　这两天大家都在说马家军和兴奋剂的事。这样一个体育神话在奥运年崩塌，引发了很多讨论。

　　组织队员服用禁药，创纪录、拿金牌。谁是受益人？马俊仁当然是，见主席、上春晚，一时风光无两。后来拍广告、卖鳖精、养藏獒，赚个盆满钵满。

　　各路相关领导当然是。

　　在某种程度上，全国人民都是，扬眉吐气啊，当年外国人质疑，我们在春晚上反击，观众跟着叫好。

　　当然，运动员也是。金牌挂在她们脖子上，光宗耀祖，升官发财。

　　可最大受害者也是她们。无论真相是否被披露，无论相关人员是否被问责，兴奋剂永远留在她们的身体里，并对一些人已经造成了不可能逆转上伤害。更何况，更多的人吃了药也没跑出来，一身伤病，默默退役，无人问津。

　　副作用到底有多严重？《马家军调查》里，当年的队员对作者赵瑜说：“这些药挺害人的，尤其对女孩子危害更大，好些队员说话声音越来越粗，大多数队员还得了肝病……队友的身体都变化了，说话嗓子老粗，有的也不来例假了。肝病越来越多，各种毛病都出来了，又听说往后可能不会生孩子，或者生畸型儿，笑话我们的人越来越多，别说没有男朋友，有男朋友人家也动摇了，咱心里难过的要死要活的。”

　　几年前，《纽约时报》上有一篇人物报道，讲的是前东德的一个冠军运动员因为服用兴奋剂，身体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最终不得不从女人变成男人。

　　这不止是一个猎奇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个大叔，叫安德里斯·克里格（Andreas Krieger），这是他在1997年以后的名字。在那之前，他是相册里的那个女生，海蒂·克里格(Heidi Krieger)。

　　1979年，14岁的海蒂·克里格加入了柏林青少年运动学校，学校隶属于东德最有名的一家体育俱乐部。背后更大的老板是东德的秘密警察机构。

　　两年后，教练开始让海蒂开始服用一种蓝色包装的药丸。教练说这是一种葡萄糖，可以增强投掷铅球的力量和耐力。实际上，蓝色药丸是一种名叫Oral-Turinabol的类固醇激素，为了平衡这些激素，海蒂的配药里还被添加了避孕药。

　　药物副作用很快显现。避孕药让海蒂的乳房疼痛异常，类固醇的使用更让她在18岁时，体重就飙升到了100公斤，她感觉自己“像米其林轮胎一样胖”。

　　更难堪的是，海蒂的嗓音变得像男人一样低沉，还长了浓密的体毛。她坐飞机去参赛，空姐示意她到男士卫生间；在柏林的大街上散步，她被看做是同性恋皮条客；最严重的一次，穿着裙子的海蒂被人叫做易装皇后（Drag Queen），当着她母亲的面。

　　那天，她疯了似的跑回家里，扔掉了所有裙子。

　　海蒂变得暴躁、易怒，并且有抑郁症的状况。但她还是找到了自己坚持下去的理由——她的铅球成绩在短短几年内突飞猛进。

　　1986年，20岁的她了欧洲冠军，成了东德的国家英雄。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练习，不断在比赛中获得认可，”海蒂说，“至于蓝色药丸里有没有激素，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海蒂的夺冠成绩是65英尺6英寸，比三年前提升了将近一半。

　　后来的研究证实，类固醇对海蒂成绩有显著影响。夺得欧洲冠军的那一年，她服用了大约2590毫克的Oral-Turinabol。这个服用量，比1988年爆出兴奋剂丑闻的男子短跑运动员本·约翰逊，还多了1000毫克。

　　这种激素后来被叫做“海蒂激素”。

　　后来解密的培训日志显示，过量的兴奋剂摄入，让海蒂每周的训练量超过惊人的50吨。最终，过量的肌肉训练压倒了她的关节和骨骼系统，她的膝盖、臀部和背部遭受了严重的损伤。1991年，25岁的海蒂·克里格被迫退役。

　　退役后的海蒂很快失业。曾经拥有的国家荣耀，随着东西德的合并，似乎消失了。更痛苦的是，她无法再通过训练，来减轻自己在性别认知上的痛苦。她从来没有男朋友。她和两个女人有过关系，但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女同性恋。

　　1994年海蒂最压抑的时候，她坐进浴缸里，装满水，拿起刀片准备割腕自杀。幸好在那时候，家里的牧羊犬跑来蹭她，告诉她遛弯时间到了。

　　“我感觉到狗的鼻子在顶我，凉凉的，一下子就醒了，就像梦一样，”海蒂说。

　　1995年，海蒂遇见了变性人群体，开始考虑变性手术。两年后，她切除了自己的乳房，接受了子宫手术，变成了一个男人。

　　海蒂·克里格变成了安德里斯·克里格。他开始追问自己身体变化的原因。

　　其实在克里格退役前两年，真相已经慢慢浮出水面。

　　1989年，柏林墙倒塌。两年后，一本关于东德兴奋剂使用的著作《从研究到欺骗》出版。这本书从一些秘密文档里，揭露东德体育俱乐部里兴奋剂的秘密，这其中就包括克里格所在的俱乐部。

　　原来，克里格每天从蓝色药片里，摄入了超过30毫克的雄性激素，而那个年纪的女孩每天体内自产的雄性激素不过才半毫克。

　　克里格悲伤而愤怒。“当初的我把教练看做是自己的父母，但这些人却暗中给我服药，否定了我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

　　受害的不止克里格一人。

　　比克里格年长三岁的乌特·克劳斯（Ute Krause)是一名游泳运动员。在东德游泳队的6年里，她也一直被迫服用类固醇药物。因为摄入激素过多，克劳斯20年来始终受到暴食症的困扰。她曾在一周之内胖了15公斤。“根本停不下来，永远都处于饥饿的状态，那种感觉就好像自己活在另一副驱壳里。”

　　乌特也有过自杀经历。用伏特加和安眠药自杀未果后，她下决心离开游泳队。之后，她成为一名实习护士，也真正明白了蓝色药丸到底是怎么回事。

　　共同的经历，让克里格和乌特走到了一起，两人在2002年结婚。在律师和医学专家的帮助下，他们查阅解封的东德文档，发现自己曾经参与缔造的东德体育神话，原来是一场巨大的阴谋。

　　二战后，德国一分为二，东西对峙。在以东德名义参加奥运会后，东德政府把对峙延伸到体育竞技场内。奥运会上获得的任何一枚奖牌，都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

　　1968年到1988年，短短二十年内，东德代表团在奥运会上共获得519枚奥运奖牌，媲美美国和苏联。但如果以人口平均数计算，他们的奖牌数量是前苏联的10倍，是美国的13倍。

　　神话的背后，是一个叫做“Komplex 08”的丑陋计划。

　　原来，克里格们服用的蓝色药丸，学名叫同化性雄性类固醇（Anabolic-androgenic steroids，简称AAS），AAS的第一个“A”指的是该类固醇药物增加肌肉块头的功效，第二个“A”指的是雄性激素。

　　一共有超过1万名运动员服用这种含有雄性激素的蓝色药丸，时间跨度长达20年。但他们却一直被蒙在鼓里，付出了损害身体、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不完全统计发现，至少有500-2000名东德运动员因为类固醇，遭遇了重大健康问题。包括肝肿瘤、心脏病、乳腺癌、不孕不育、抑郁和饮食失调……

　　这么大的阴谋怎么能够不被拆穿呢？

　　第一，当年的东德运动员，大都都从小离家，进入专业队训练。正是这个沾染了兴奋剂的培养系统把他们一手带大，教练和队医就是他们的监护人，是他们的权威。而Komplex计划触及的各大训练基地、医疗中心以及药品企业、医生、官员以及教练，当然不会泄露这个秘密（或许有的人也确实不知道）。

　　第二、当年几乎所有的运动队都有硬性规定，禁止女运动员接受电视台或广播台采访，生怕她们过于魁梧的体型以及男性化的嗓音露了馅。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这是一项政府授意的项目。时任东德体育部的曼弗雷德·霍普纳博士，同时也是国际奥委会负责反兴奋剂调查的官员。“两线作战”的他对于欺上瞒下非常在行，他清楚地知道哪些药物在黑名单上，更对何时何地进行兴奋剂检测了如指掌。

　　1998年，“Komplex 08”的罪魁被告上了法庭，包括霍普纳博士和前东德体育部长。

　　庭审时，克里格手上拿着当年比赛皱巴巴的照片，指着被告人说：“他们把我当做一台机器”。

　　2000年，刑事审判结束。两名罪魁被判有罪，但因年事已高，缓刑。

　　2002年，德国政府建立了一个250万美元基金，来补偿当年的兴奋剂受害者。但最高补偿金只有12500美元。当初一万名受害者运动员里，只有311人在截止日期前，来申请赔偿。

　　基金会的志愿者说，有些运动员还不知道这个基金的存在；有些人害怕因此会丢了工作。但更多的运动员仍然拒绝接受这个事实，他们不敢相信，曾经自己最信任的人会这样伤害他们。

　　“为了成绩，他们根本不会在乎我们受到的伤害。为了各自的利益，我们就像是实验室里的小老鼠，他们杀了海蒂，”克里格说。

　　如今，为了维持自己的男性性征，克里格每隔三周需要接受一次睾丸酮注射。每到荷尔蒙周期快结束的时候，他都会感到抑郁，担心自己有更高的癌症风险。

　　“不过，这比当年被注射的药品好多了”，克里格说。

　　政府设立的补偿基金，克里格只领到了10500美元。后来他失业过，干过房地产经纪人，最新的消息是，他在家乡快递员。“每天要搬运500-600个包裹，圣诞节的时候更多。”

　　他会尽量回避铅球比赛，可一旦听说女子运动员的铅球成绩超过65英尺，他都会表示怀疑，“我很清楚，这成绩光靠喝白开水是出不来的。”

　　他把自己1986年获得的金牌，镶嵌在一个类固醇分子模型上，作为德国反兴奋剂工作的年度奖杯。每到有兴奋剂丑闻曝光的时候，他总愿意出来现身说法。他从不对媒体抱怨现在的生活。他只是不希望听到这样的感叹——

　　“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也很失望，因为我这辈子都无法知晓，如果不依靠药力，我能有多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