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灯光熄灭后 梦想变成噩梦怎么办？

2020年11月，宝琳·谢弗(Pauline Schäfer)在描述德国开姆尼茨奥林匹克训练中心的体操训练情况时，引发了一场关于训练中使用虐待行为的辩论。 Lionel Bonavenrure / AFP

多年的刻苦训练、严格的纪律、无数汗水和痛苦，最终凝结为一枚奥运金牌。但对某些人而言，成功的代价要高得多：虐待、强奸和骚扰。多年来，体育俱乐部一直容忍这些情况，作为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但人们的心态正在渐渐转变。

在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开幕前几天，人权观察(HRW)揭露了体育界的阴暗面。该组织发起了一项请愿，呼吁日本政府结束体育界中的暴力行为，并为消除体罚制定标准。

在发起这项请愿的一年前，该非政府组织发布了一项调查。调查显示，在50多项体育运动中，日本25岁以下的受访者里有18%的人经历过侵权行为，包括辱骂、打脸、踢踹、遭到球拍或棍棒等物体击打。禁水、窒息、遭到哨子或球棒抽打、性侵犯和性骚扰都属于所谓的“体罚”(Taibatsu)文化，在日本体育界普遍存在。该报告还记录了日本儿童运动员因这些虐待行为而患上抑郁症、自杀、身体残疾和遭受持久的心理创伤。

2018年，美国体操运动员玛吉·尼科尔斯(Maggie Nichols)是第一个向美国体操协会举报奥运医生拉里·纳萨尔(Larry Nassar)实施性侵犯的人。此后，至少有150人站出来指控纳萨尔的性侵犯行为，目前纳萨尔已被判处长达175年的监禁。 Reuters / Lucy Nicholson

全球性问题

这个问题不仅限于日本，而是一个全球通病。从海地、美国、英国到阿富汗、马里，几乎每年都会有新的报告揭露体坛内的心理和肢体暴力现象。其中，殴打和强奸等暴力事件超过数百起。所有这些案件的共同点在于，许多受害者都是未成年人，他们在成年后才敢说出来。大多数案件只有在被非政府组织或媒体曝光后才成为公众关心的问题。

最近，在谴责专业培训中心严重违规的报告发表后，瑞士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2020年，花样游泳运动员特雷莎·阿隆索·加西亚(Teresa Alonso Garcia)的妹妹对参与指导墨西哥国家花样游泳队的一对夫妇提起了严重腐败和虐待指控。 Imago Images / Insidefoto

谁在牵头管理？

人权观察表示，如今体育界中侵犯儿童权利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目前，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国际层面，都没有统一和明确的制度来解决暴力和虐待问题。目前缺乏一套全球规则，像规范兴奋剂问题那样来规范侵权问题。

满足权益保障治理要求是由国际体育组织确定的一项规范，其中包括国际奥委会和夏季奥运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协会(ASOIF)。此外，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球协会(FIFA)还会提供治理工具。

数十名埃塞俄比亚女性跑步选手举报称，她们遭受了男教练和经纪人的性剥削和虐待。 Simon Balson / Alamy Stock Photo

各国政府需按规定报告关键指标，以遵照《喀山行动计划》衡量体育、体育教学和体育活动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但国际奥委会对俱乐部没有管辖权，它属于各国体育联合会或政府的责任。国际奥委会在给瑞士资讯swissinfo.ch的书面答复中明确表示，它只在奥运会期间有管辖权，之前和之后发生的事情似乎不属于它的司法管辖范围。

据悉，数以百计的美国游泳运动员被性侵了几十年。当时的负责人知道这件事，但却选择视而不见。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报道称，一位世界知名教练对一名12岁的游泳运动员实施了性侵。 Getty Images North America

在国家层面上，各国主要依靠热线电话为受害者提供服务。虐待行为的举报责任往往落在受害者自己身上。人权观察认为，当地的举报制度仍然存在模糊不清、反应迟钝、不够完善等问题。阿尔伯丁(Albertin)还认为，依靠受到创伤的受害者来举报体育俱乐部存在的问题并不合理。她说：“大多数受害者在完全摆脱折磨之后才会向主管部门举报，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知道，如果他们投诉，可能会招致报复。”

但专家认为，浮出水面的案件数量之多表明法律存在漏洞。心理治疗师阿尔伯丁表示，比如说，被判犯有违法行为的教练在离开一个俱乐部后，可能会前往另一个俱乐部或另一个国家就职，因为目前没有记录违规行为及其肇事者的国际名单。

2020年6月26日，韩国铁人三项运动员崔淑贤(Choi Suk-hyeon)在向体育和政府当局多次提出自己正遭受身心虐待后自杀。 International Triathlon Union / AFP

中央大学和日本大学体育法教授、日本体育法协会成员杉山修一(Shuichi Sugiyama)表示，心理和身体安全问题“并未被视为运动员的重要人权问题”。

这种情况可能正在渐渐改变。十多年来，非政府组织和媒体报道已经强调了这个问题的规模，以及它在全世界体育协会和联合会中的影响程度。在公众监督和媒体的压力下，一些教练和协会负责人因多年来普遍采取的虐待行为而被追究责任。受害者终于说出了真相，并寻求公道。

于书然详细介绍了她和其他人如何在中国体制下遭受虐待，并呼吁国际奥委会采取更多措施保护脆弱的年轻女孩。 Allsport Co. /Getty Images

近年来，英国广播公司(BBC)和《卫报》等媒体曝光了阿富汗和海地的国家足联主席实施性侵，于是国际足联对他们实施罢免。在篮球领域，该运动的全球管理机构的马里领导人也被迫辞职，因为《纽约时报》的调查显示，马里对女球员的系统性性骚扰和虐待已经持续多年，甚至数十年之久。

杉山指出，这些例子表明，一些国际联合会正在被追究滥用职权的责任。

瑞士体操运动员法比安·斯图特(Fabienne Studer)批评瑞士马格林根国家体育中心内部盛行的 “恐惧文化”。 Anne Morgenstern

瑞士是少数几个对该问题作出法律回应的国家之一。

从2022年起，瑞士将执行类似于《体育刑法》的行为准则(Ethik-reglement)。这将允许当局调查不当行为，并判定不可接受的违法行为。

根据新规，针对个人和组织的处罚存在区别。对于涉事的教练或官员，处罚范围包括警告、罚款、在一定时期内禁赛，以及开除出体育组织。

此外，政府还设立了举报热线，提供举报前咨询服务，在俱乐部内部建立自我监管制度，并鼓励营造沟通对话的文化。

但这管用吗？

卡利达·波帕尔(左)是阿富汗第一支女子足球队的队长。她不得不在2011年逃离该国，并向丹麦申请庇护。她对一些阿富汗体育官员和教练对女球员的性侵行为提出了严正指控。 Keystone / Jan M. Olsen

可以做得更好

在阿尔伯丁看来，迈出第一步至关重要。但她还表示，采取预防措施也很重要。“我们必须了解如何在心理上支持运动员，向他们提供适当的训练和支持”。阿尔伯丁还强调，有必要在教练指导和监督方面采取行动。“在体育界，目前这种理念尚未形成。”

此外，专家建议不要只依靠俱乐部或受害者，而应动员父母、治疗师、教练和和每一个与运动员接触的人来发现问题。

2020年初，女运动员和她们的家人指控时任海地足联主席伊夫·让·巴特(Yves Jean-Bart)强奸和虐待年轻女球员。 Imago Images/zuma Press

在国际层面上，人权观察要求任何了解儿童运动员受虐情况的成年人都应举报。该组织还呼吁对涉事教练员进行相应的制裁，如吊销其训练执照、暂停或阻止他们指导训练，为受制裁教练员设立上诉制度，将虐待案件提交执法部门进行刑事调查，并为受制裁的教练员登记造册。该组织表示，世界各地的教练和其他施虐者经常可以逍遥法外，或被调任至其他岗位，继续威胁受害者并令其保持沉默。

安妮·蒂瓦斯(Anne Tiivas)表示：“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少有体育组织制定了关于儿童和成人参与体育运动的保护措施。但至少人们感觉到，体育界正在取得进步。”

2019年，前北美冰球联盟职业球员阿基姆·阿利乌(Akim Aliu)在推特上公开指控称，十年前当他和教练比尔·彼得斯(Bill Peters)都在少年冰球俱乐部时，教练对他进行带有种族色彩的辱骂。 2007 Getty I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