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月租”到“按揭” 俱乐部黑哨调查报告

　　我们面对着无数的事实。所有的裁判都试图提醒人们，是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使他们从一群坐火车往返、吃四菜一汤工作餐的裁判，变成了吃生猛海鲜、享受异性按摩、伸手拿大红包的黑哨？可所有的俱乐部都试图提醒人们，是谁把手伸向了他们的腰包，使他们从一群投资足球的经营者，变成了花钱买哨的“行贿者”？阎世铎八大反问怒指俱乐部污染了环境，破坏了游戏规则，而俱乐部却由此看到了阎世铎及足协的无理与无知，“哪怕不说，也不应该这样说，究竟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你明不明白这种因果关系”？宋卫平、陈培德、李书福与桂生悦这些人已经在阵地上坚守了很久，几近弹尽粮绝，却再也没有更多的支持者出现在他们身边……

　　无数的事实背后，一定充斥着太多的无奈，以及对善恶美丑的混沌，这些与假和黑有着最直接关系的人，却如同留着长辫的遗老遗少在悠然旁观，并且一手拿着蘸着自己人血的馒头置身事外。从阎世铎的反问中，也许我们可以得到另一种结论：现在反黑风潮面临的困境与不了了之的结局，就是对这个八年来在被扭曲的规矩中逐渐习惯并麻木的群体的最有力的拷问。

　　《财经》杂志上曾经有过一篇轰动一时的报道，这篇题为《基金黑幕》的报道，矛头直指中国混乱的基金运作市场，相当大胆地揭露出了不少真正的黑幕。可以断言，这篇报道绝对能够引起足球领域的共鸣，尤其是那些在桑拿浴室和按摩房里接庄一类的事实，与足球圈内大多数的交易方式极其相似。正如不少人所言，假球黑哨从实质上说绝不是足球圈的独特产物，它与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中花钱买官与花钱套标底一类的事情没什么区别。很多俱乐部都认为，自己在刚刚进入足球圈时是干净而单纯的，只是为了追求广告效应，只是为了替企业做宣传。我并不相信这样的说法，因为那些电器大亨、汽车大亨和摩托车大亨们，在进入这个领域之前，早就熟悉了某种在市场中生存的特殊手段，只是在一些具体运作方法上，他们必须重新摸索属于足球的经验。

　　提示的重要一位俱乐部总经理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坚持认为黑哨的根源在于退役裁判，“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种可以瓜分利益的事情当中来，但那些退役裁判肯定是资格最老的一批中间人和提示者”。就八年职业联赛而言，一批“没赶上职业化好时候”的裁判充满失落感，并且很快成为裁判追求额外利益的启蒙者，最开始那些执法裁判还不可能直接向俱乐部开口，但退役裁判们却完全可以成为联系的纽带，他们帮裁判要钱，帮俱乐部赢球，轻易地两面讨好。接下来第二批裁判退下来，又从他们的前辈手中接过了接力棒，如此代代相传，终于把一池水全部搅浑。

　　１９９５赛季甲Ｂ联赛第一轮，一位刚刚介入足球的老板坐在看台上等来了自己球队的第一场胜利。比赛结束后，一名退役裁判找到了他，告诉他这场比赛的裁判是怎样帮他们的，希望他能报销一些用来招待裁判的费用，“如果不方便的话，可以从球队奖金中分出来，每个球员少发一百多块就够了”。老板没有犹豫，因为那只是一些请吃饭、请唱卡拉ＯＫ的费用，区区几千块钱，直接从财务那里领就行了。应该说，许多与这位老板一样的人在足球圈内所上的第一课是完全被动的，他上完这一课的心情并不惶恐，而只是感到新鲜，“原来搞体育和搞企业都得意思意思”。他的这种新鲜差不多保持了一年。当年甲Ｂ联赛最后一轮，江苏主场对沈阳，已经上岸的沈阳队大开方便之门，江苏队一名后卫从本方后场带球直入对方禁区射门成功，当知情人把这件事告诉这位老板时，他居然只说了一句话：“我们把钱给吹哨的人，为什么人家都把钱给踢球的人？”同样是１９９５赛季的一场比赛前，一名老退役裁判帮客队做裁判工作，而他的徒弟则在帮助主队，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师徒各为其主，而恰恰是共同谋利，两师徒甚至为了避免其他因素的骚扰，把裁判藏到了邻近的一个小城里。对于后来知道这场两边收钱把戏的老板来说，唯有感叹的份，“原来搞足球比做生意还玩得高明”。

　　１９９６年开始介入足球的沈阳海狮一直认为，那一年的甲Ｂ联赛为他们提供了最初的经验。赛季开始前几乎所有人都认定前卫寰岛是升组大热门，结果证明了这一点，而寰岛队一直是当年的“点球王”，悄悄观察的章健甚至专门为此找到了一位行家询问：这是什么路子？而力帆集团进入足球圈之初，老板尹明善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要找一个人来抓这方面的事情，以免自己的球队在这方面吃亏。

　　对于这些在生意场上浸淫多年的人来说，这其实是个一点就通的路子。当然，现在看来，职业联赛最初的三年还只是规矩建立的雏形时期。１９９５赛季最后一轮，关系到松日的升Ａ前途，总经理古广明通过当年国家队的队友认识了当场主裁判李海生，一场平局让松日成功升Ａ，而古广明的确没有给过李海生一分钱，他对俱乐部的人说，他相信友情。不知道古广明从什么时候才开始感到疑惑，友情究竟能值几分钱？

　　从月租到按揭大概从１９９７赛季开始，职业联赛结束了自己的起步阶段，面对更加残酷的竞争和巨大的市场压力，种种场外交易也随之成为各俱乐部的一门必修课，确切地说，用于支付给裁判的钱，已经从过去的“零花钱”变成了各俱乐部的一项“固定开支”。

　　不少在俱乐部中参与过财务工作的负责人都很清楚这样一个变化，大约是在１９９７年底１９９８年初，裁判费用开始堂而皇之地成为俱乐部赛季前财务预算的一个重要部分。像现在这样，一般俱乐部赛季前都要向企业上交全年预算，其中项目大致包括球员工资、奖金、伙食费及差旅费，而一年大约５０多万的裁判招待费也明确地写进了预算。按照当时普遍的计算方法，一场５万左右，整个赛季１１个主场，就在５５万左右，这是最起码的预算，对于一些民营企业旗下的俱乐部来说，往往在预算时不能做得太高，因为总公司很可能不批。但谁都知道，这种预算最后是肯定不够的，因为还要加上有时候客场也要给裁判钱，甚至还有偶尔买球员的费用，到最后不得不买时，超过预算的钱还不是照样要想办法拿出来？

　　一些实力不济的球队，几年来都靠这些交易赖以生存，实际上他们可能是最大的受益者，但同时也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额外开支占据了他们全年成本的更大比例。１９９８赛季，一家小俱乐部的全年预算为１８００万元左右，比起一些大俱乐部３０００多万甚至４０００万的预算要小得多，但用于收买裁判的钱却超过１００万，搞过俱乐部的人都知道，这样的比例意味着什么。一位曾经做过俱乐部副总经理的人士称，当年一位中间人从财务那里一次性提走２７万元用于裁判，由于金额巨大，他有意复印了单据，一直保存在手中。

　　有人很形象地打了个比方，用来形容俱乐部这个时期对裁判费用的逆来顺受：如果一个人每个月都要花２０００元用来租房子，而且房东一个月来催一次，他一定会感到很大的压力，但如果他买了房，每个月都要让银行从他的工资里扣掉２０００元的按揭款，可能感觉就不会那么明显。一项费用，一旦打入成本，从额外支出变成固定支出，从“月租”变成“按揭”，就很容易因为习惯而感觉麻木。这正是俱乐部在某种规矩逐渐成形时的真实心态。

　　买倾向与买公平２００１赛季甲Ｂ只升不降的政策出台后，陈亦明的第一感觉便是：今后的甲Ｂ麻烦大了。任何一个像他一样不乏经验的人，都会对后来的动乱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这种经验远非阎世铎的“甲Ｂ要出大事”可以相比，而事实上，这种经验的由来，就在于近几年一种规矩的约定俗成。中间人联系变成直接开口、桑拿浴室交钱变成信用卡支付、虽有外界巨大压力而奉行不悖，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中国足球已经陷身黑洞而无力挣脱。

　　一位俱乐部总经理说了一句绝对经典的话，来形容黑哨这个行当的日益成形，他认为，“过去我们是花钱买倾向，而现在是花钱买公平”。每个有亲身经历的人都很容易理解他这句话，就像过去俱乐部只需要一场卡拉ＯＫ或一套运动服便换来一个点球或一次漏判，而现在更多的目的在于阻止裁判对自己不公平。实际上，这中间存在着一个晦涩的逻辑，从买对自己倾向到买对别人不倾向，俱乐部似乎越活越无奈，越买越尴尬。恐怕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便在于，当规矩适用于每一个人，当利益平衡了过去关系的差异后，谁也无法保证自己成为游戏的胜利者，出钱不一定能买到平安，但不出钱肯定不会平安，这就是共同面对的现实。

　　甲Ａ联赛中曾经爆出过“信封事件”，表面上看来这是一起裁判的泄密事件，但根本上说，这是俱乐部向媒体的“主动爆料”，因为主场俱乐部事先已经得知裁判收了客队的钱，巨大的威胁感使俱乐部只能通过媒体的施压去改变信封里的名字。但是在更多情况下，俱乐部在明知对方收了钱的前提下，也只能咬牙打一场价格战，这与商战中想方设法套出标底，再抬价竞标的方式，大概是同一种策略。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公平都需要用钱来买，那是每一个参与者的悲哀。更确切地说，从花钱买倾向到花钱买公平，是中国足球更深的堕落，因为这意味着从个性到共性的恶化。